"恒常趋势"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作者:马桂媛

人口与经济 1998年05期

  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两个公理,两种比率或数列(旧称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对马尔萨斯“恒常趋势”的研究着墨甚微。本文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内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内在结构,说明“恒常趋势”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继而对马尔萨斯(以下简称马氏)的“恒常趋势”作进一步评述。

  一、从马氏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内容看,“恒常趋势”是其人口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人口原理》第2版中,马氏开篇探讨的问题是:调查以往阻碍人类向幸福前进的原因。无疑,影响和阻碍人类向幸福前进的原因很多,而马氏这里所考察的是与人类的本性密切结合的一个巨大的原因——“我所指的原因就是一切生物都有超过为它准备的养料的范围而不断增长的恒常趋势”。[1]按马氏所言,一切生物与其养料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生物的数量总要超过它们可获得的养料。随后,马氏由一切生物的“恒常趋势”,用类比的方法推论人口与食物的关系是“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而增长的恒常趋势”。[2]这就是说生活资料总是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如果人类生存的基本供养都不能满足,人类幸福自然无处寻找。人类之所以不能向幸福前进,正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

  第2版中的“恒常趋势”是由第1版中的“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是无限地较为巨大”[3]发展而来的。

  可以说第1版中的人口增殖力大于土地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令人接受。因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作为两种潜力进行比较,“人类先天性的指数增长内在地具有超过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能力”。[4]且不论人口增殖力有多大,总的来说,肯定是一个动态值,而上地却是一个静态值。首先,地球是有限的,耕地的规模更是有限的。其次,土地与人不同,土地的数量是不能增加的。通过勤奋努力,可耕地虽可增加,但是进度缓慢,且颇费周折。另外,土地与人不同之处还在于土地不能生育,也就是说土地所产出的生命不能延续,只能岁生岁亡。从这三点看,人口优势大于土地优势。如果马氏仅停于此,他的理论出发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然而,在《人口原理》第2版内,他却改变了这一观点的表述。马氏把第1版中两种潜力的比较在第2版中发展为两种实际增长的比较。由于对“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的混乱认识,马氏本人在解释是人口先于生活资料而增长,还是生活资料先于人口而增长时,陷于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他说“比较大的人口的相对增加,绝对必须预先在某些时候有比人民的最低需要还要大的粮食的增加。没有这种增加,人口增加是不可能的”。[5]“粮食的增加,从最低的起点开始,必须跑在人口增加的前面,而且跑得更快”。“所以,严格地说来,人类既然不能没有粮食而生存,所以在先后次序问题上,粮食必须领先”。[6]在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的先后次序上无论如何粮食都必须在前,这实际上已否定了“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而增长的恒常趋势”,但是尽管如此,马氏还是不愿放弃他的“恒常趋势”。

  在同一页注解中,马氏反复地声明“依照人口原理来说,人类有一种比粮食增加更快的趋势。它有一种不变的趋势,要使一国的人数多到生活资料的极限为止,但是根据自然法则,人口数量是决不会超过这种极限的,当然,这种极限的意思是维护一种停滞着的人口最低限度的粮食数量,所以严格地说人口决不能跑在粮食之前”。[7]从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马氏一方面坚持人类有一种比粮食增加更快的趋势,另一方面实际人口数量又决不会超这种极限,即人口增长又必须在生活资料许可的范围内,对这一矛盾马氏无法解释。他企图以潜在的人口增殖力证明“恒常趋势”,实际的人口增长却使他的“恒常趋势”归于谬误。我们知道实际的人口增长与土地产出(粮食或生活资料)必然小于人口增殖力与土地生产力。潜在的力量能否变成现实的增长这中间既有必然性,也有更多的偶然性。因此第2版中的“恒常趋势”虽然是由第1版的两种潜力的比较发展而来,但实质上与第1版的表述已有极大的差别。马氏希望把两者捏合起来,但适得其反,两者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

  马氏的《人口原理》并非仅此两版,还有1806年的第3版,1807年的第4版,1816年的第5版以及1826年的第6版。从前两个版本的内容看,第2版发展了第1版的理论。从第3版到第6版原则上与第2版相同,但是措词的委婉和严谨使最后一版的《人口原理》成为“决不是容易读的东西”。[8]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有关《人口原理》的藏书,不论英文版还是中文版都仅有第1版和第2版。格拉斯(D·V·Glass)先生的评价是否中肯还无从加以验证。

  二、从马氏人口理论的结构看,“恒常趋势”是马氏人口思想的出发点

  在还没有展开他的人口理论之前,马氏首先认定人口必然要超过生活资料的许可范围而增长。然后马氏解释为什么人口会超过生活资料而增长。因为“假设地球的现有人口等于10亿,人类将会按下列的比数增加:1、2、4、8、16、32、64、128、256;而生活资料则按1、2、3、4、5、6、7、8、9的比数增加”。[9]从上述的两组数字不难看出,人口增长是几何数列的,而生活资料增长却是算术数列的。正如马氏本人的比喻:兔子与乌龟的赛跑。人口增长的兔子始终将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乌龟。马氏认为两个数列将不言自明地证明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而且这一立论是无可辨驳的。

  在两个数列后,马氏又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人口法则,即三个命题:

  1.人口增加,必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2.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

  3.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制,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10]

  三个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由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所以没有食物,人口不能增加;如果生活资料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即生活资料增加,那么人口必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还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为人口增加相对于食物增加占绝对优势,这是两个数列已经告诉我们的。因此三个命题的结论必然是:人口增长具有超过食物增长的“恒常趋势”。正是这个结论才引出了马氏人口抑制理论。不论是马氏的积极抑制还是道德节制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人口增长之所以为贫穷与罪恶所抑制,就是因为人口数量超过了生活资料的供给。尽管马氏在第2版中更强调道德节制,但是节制的前提仍然是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如果没有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马氏的人口抑制理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马氏的第三个命题反映了人口与生活资料最终实现了平衡。日本学者把这个命题概括为平衡原理,[11]并推崇备至。我国80年代出现的部分肯定论者对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有人认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增长要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这是一个合理的命题。”[12]“他提出的人口增长必须与生活资料平衡的思想,乃是一个客观真理。”[13]这种肯定看起来合理,其实不然。

  马氏的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两种生产的相互适应。马尔萨斯的平衡有其特定的内容,即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也就是说,由于“恒常趋势”的作用,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无法赶上人口增长,那就只能“迫使人口的数量降低到生活资料水平”,所以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也就是人口消极地去适应生活资料,因此马尔萨斯式的平衡只能是人口单方面地去适应生活资料。如果人口不能适应生活资料,只有抑制人口增长,而不是提高生产,扩大生活资料的供给。能说这种平衡“是一个客观真理”吗?

  三、关于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的争论

  所谓“恒常趋势”是说存在着一个持久不变的发展方向,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是指人口增长保持着快于生活资料而增长的永恒不变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马氏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的含义。但是我国有些学者对“恒常趋势”的理解却不是这样,而是认为“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就是说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在这里这种趋势,只是讲一种可能性”。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第一,如果“趋势”是指“可能性”,“恒常趋势”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可能性”来解释;如果能解释的话,恒常不变的可能性也就是必然性了,否则恒常的可能性就难以理解了。第二,退一步说,如果“恒常趋势”是一种可能性,无非是说人口还有不超过或落后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那么由此推论,也就不会得出人口有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过剩的结论,这就否定了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而增长的“恒常趋势”。因此把“恒常趋势”理解并解释为可能性,实则是对马氏思想的误解甚至歪曲。正是由于马氏的“恒常趋势”,他的人口理论才被称为人口绝对过剩论,因而他的人口理论向来被划为人口论中的悲观派,马氏也就成为悲观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

  关于“恒常趋势”的争论,史已有之。早在马氏时代,作为国会议员的西尼耳在《关于人口的两篇讲演》一书中指出:“流行的主张当然是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而增长的趋势……。而且我承认人口有增长的力量(抽象地考虑)……但我要否定的是在明智的制度下,事物发展状态具有任何一种趋势”,“我相信恰好是相反的”。在全部人类历史中,从野蛮时代到马氏和西尼耳时代,西尼耳认为“人均食物总的来说是更充足了,而且这种经验倾向应该被描述为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率趋势。”[14]从生产力的历史进步与提高所创造的生活资料的总量来说,西尼耳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人口增长是“有保持在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以内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永远不被毁灭而只能被改变或偏离自然发展过程。”[15]因此,西尼耳的观点恰与马氏的“恒常趋势”相反,他认为生活资料超过了人口增长,而严格地说人口与生活资料总的趋势应该是两者保持比例地增长。

  人口增长究竟是哪一种趋势?对人类的考察的结论不像动物的实验那样具有说服力。人类历史没有回程票,即便通过实验的方法对人口增长加以考察验证,其结论也未必是随时随地可搬用的“真理”。因为人的理性随时调节着人们的行为。此时为然者,彼时未必然。就生物自身生命而言,动物繁殖仅仅依赖于本能,本能的条件反射是周而复始的;而人类的自身生产却是理性和本能的共同作用。理性的变化使现实与历史不能完全相同。就人口增长而言,在理性落后时,本能在生育中起主要作用;在理性进步后,本能的生育受理性的调节。理性作用的增强一方面表现为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促使生产方式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生育本能的控制增强。人口增长正是在理性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控制生育能力增强等诸多条件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因此不能用实验的方法对人口增长加以考察,关于人口增长方式还得从人类历史中寻找。我们不妨以生产方式转变的不同历史时期来考察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

  四、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的历史检验

  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它使人类摆脱了动物式的生活方式,原始的果实采集发展为农业种植,狩猎发展为家畜饲养。生产力的提高免除了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对生存的威胁,人口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生活资料对于人口数量来说出现了剩余。因此原始社会末期原始部落里出现了私人占有形式。这种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建立。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充分说明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否则仅有占有欲望而无占有的生活资料,私人占有是不可能实现的。

  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大大高于原始社会。奴隶的劳动不仅供养奴隶自己,而且养活着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主阶级。因此,奴隶社会的生活资料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也远远高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人口增长也快于原始社会。生活资料在最低水平上满足了人口增长。

  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和智慧的增进,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不再表现为生存水平而是以生活水平的高低为标志。到封建社会末期时,封建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生活资料已不仅仅限于食物,还包括衣、住、行等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就生活资料的总量来说,它能够满足人口增长。

  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末,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基本上是人口增长维持在生活资料最低限度内,“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更为迅速,生活资料的增长也以同样速度提高。然而人口增长并没有出现“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的增长方式,相反目前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料极为丰富,而人口却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对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政府的责任是鼓励生育而不是限制生育。

  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落后时期,人口数量在最低的生活资料许可范围内保持增长,尽管这种增长表现为普遍饥馑的人口扩张。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提高,经济社会处于发达时期,人口数量却低于生活资料的增长。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世界人口总量有增长的趋势,但却不是超过了生活资料而增长的“恒常趋势”。因此马氏的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是不存在的。那么“恒常趋势”又意味着什么呢?

  五、“人口过剩”是过渡时期的历史必然

  人口超过生活资料就意味着“人口过剩”。马氏特别强调“恒常趋势”即为说明人口数量相对于生活资料来说绝对地过剩,这是马氏的逻辑。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看,“恒常趋势”是不存在的。那么马氏的“恒常趋势”实质上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奇怪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生产力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人口过剩”问题并不突出,就英国而言,马氏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并不过剩,恰是在马氏时代,人口过剩才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那么造成马氏时代的英国的“人口过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马氏时代英国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也许会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

  首先,马氏生活年代恰逢英法战争,史称拿破仑战争。战争使城市人口生活资料的来源受到威胁。此时英国的粮食多半依赖进口,而战争又阻断了粮食的海上运输,另外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使粮价飞涨,造成城市人口缺粮饥荒。政府对农业的高税收使大地主把沉重的赋税最终转嫁给农业工人。此外,“因为1797年到1805年之间,法国欲进攻不列颠,国内防御力量扩大……。总之,到19世纪初,每四个成年男性中有一人当过兵”。[16]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正常需求,结果导致英国的农业退化,粮食连年欠收,粮荒四起。英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状况成为马氏推定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恒常趋势”这一结论的直接经验来源。

  其次,英国当时的“人口过剩”的深层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再次处于停滞发展阶段。在此100年前,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田间耕作实现四圃轮作制,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1735年前后,小麦每英亩产量达20蒲式耳,(相当于31.75公斤,笔者注)比中世纪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到马氏生活的时代,农业技术不仅没有改进,而且战争的破坏使之更加衰退。

  此外,造成“人口过剩”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过渡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在英国,由于300年来的圈地运动,大批农民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并涌向城市。迁徙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虽已改变,但是维护大家族的生育观念却没有改变。在农村,农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劳动力,但是工业却不同,在马氏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工业所能吸收的劳动力远远小于农业,而且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有所选择的,所支付的工资也是有限的。同样多的人口在农村不会出现“过剩”,而同样多的人口在城市就会显得“过剩”,每当天灾人祸的降临,如战争、干旱、洪涝,就会使“人口过剩”现象雪上加霜。

  同时,导致人口过剩的另一原因是工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工业革命所解放出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机器的创造和利用不仅能代替人所能做的,而且还能进行人所不能做的,这就造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即“人口过剩”。

  马氏时代出现的“人口过剩”实质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向工业转变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造成英国“人口过剩”的原因,除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因素外,还有沉淀在历史现象中的其他因素。仅从经济方面看,马氏的“恒常趋势”中的人口与生活资料是本国生产的生活资料供养本国人口,马氏的社会经济模式是自给式的封闭经济。另外,马氏的生活资料增长是以“报酬递减律”为基础。这说明马氏完全忽视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正如马歇尔所评:“马尔萨斯未能预想海陆蒸汽运输的大发展,这不是他的过错。有了这些大发展,现在的英国人可用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最肥沃土地的产品”。[17]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造成当时英国“人口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马氏仅从生活资料的角度,并仅以生活资料的充足与否来解释“人口过剩”现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除一些偶然因素(战争、洪涝、干旱等),及历史条件因素外,从农业向工业过渡时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其根本原因。

  通过对马氏的“恒常趋势”的全面分析,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了“人口增长的恒常趋势”并不恒常。

  通过对造成当时英国“人口过剩”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从中得到(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点有益的启示。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是封闭式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克服了那些仅属于历史的不利因素。在没有偶然因素作用下,处于过渡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剩”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必然性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渡时期,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物质生产),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是我国50年代前半期,不仅抵制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而且还积极宣传和鼓励生育,在完全否定马氏的人口理论时,也否定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这就造成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今天讨论马氏的“恒常趋势”。一方面在于说明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具体地剖析其理论来源于何时、何地,说明何种问题;另一方面在于要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阶段的人口特点,把两方面结合起来,针对我国现实的人口状况做到恰当地吸收、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理论,我想这也是“恒常趋势”给我们的有益启迪。

作者介绍:马桂媛,女,经济学硕士,抚顺大学基础部讲师。(辽宁抚顺1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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