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特征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性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沈佳伟

高管团队特征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性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MPAcc 沈佳伟

摘要

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直是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主角”。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不同背景特征可以反映高管的阅历基础、认知水平及风险偏好等,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行为决策及治理绩效。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比例、高管团队的政治背景、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高管团队的在职时间、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高管团队性别的异质性、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高管团队成员薪酬的异质性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发生。通过对实证研究的总结本文从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建设和事务所审计关注两个角度分别提出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高管团队特征, 财务报告舞弊, 异质性, 高层阶梯理论

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of listed companies has been the "leading rol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fraud.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can reflect their executive experience, cognitive level and risk appetite, which directly affect the enterprise's strategic choice,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executives,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the working time,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s stake, the gender heterogeneity of the executive team,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heterogeneity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member’s payment will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fraud of listed company in different extent.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d by two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sted company'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the audit ’s concerns, respec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velations.

Keywor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team; financial reporting fraud; heterogeneity; the top ladder theory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虽然各国政府监管部门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监管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近年来被曝光的舞弊案例数量却未见减少,且舞弊类型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例如近年来曝光的绿大地、万福生科、奥林巴斯等财务报告舞弊案例均是由其高管团队一手策划,并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通过对舞弊案例分析,舞弊结果的产生基本上都是源于高管团队的直接决策或者授意。现实情况已表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直接决策与主导者是公司的高管团队,高管团队的背景特点及其代理特征又是影响其做出各种决策的内在因素。

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是其作出行为决策和战略选择的根本动因之所在,而在“高层阶梯理论”提出之后,对高管团队人口特征的研究成果不断得以丰富。

因此,本文在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基础上选择从高管团队的特征这一重要的视角去分析其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所产生的的影响,希望从中揭示一定的规律,并为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完善及事务所审计工作的安排提供一定的建议。

二、研究意义

从对本文的舞弊案例初步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中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比例最大的几个行业如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制造业等行业均是近年来我国高速发展的朝阳行业,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高管团队建设的滞后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而带来更多的财务报表舞弊问题。而从舞弊样本案例整体角度同样可以发现,这些公司的高管团队配置可能由于历史遗留或者制度建设等问题而无法适应现代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导致舞弊行为的发生。

此外,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是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基本工作,但现实情况中,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的高管团队建设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而这恰恰又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发生的根本因素所在。

因此本文的实际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财务报表舞弊公司的高管团队的特征进行研究,可以从中发现高管团队特征的一般规律,并为我国上市公司完善高管团队建设提出相应的建议;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牵涉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因此事务所利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合理制定审计计划、安排审计资源、提高或降低审计关注和职业怀疑使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

图2-1 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综述

第一节 高管团队特征的文献综述

一、高管团队的内涵

高管团队概念(TMT )的兴起源于Hambrick&Mason(1984)对“高层阶梯理论”的提出,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学术界对高管团队概念并未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关于高管团队的代表性定义如图2-1所示。

不仅学者们对高管团队的研究越来越多,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对于高管团队的关注度在近十几年里也不断提高,其在不同的制度规范中对高管团队的定义均做出了解释。表2-2对我国各类制度规范中高管团队范围的界定进行了总结,从表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制度规范对高管团队的定义亦有所不同。

本文借鉴姜付秀、尹志宏(2009)、何威风、刘启亮(2010)对高管团队的定义进行研究,其定义的高管团队成员包括担任管理职位的董事会成员(除独立董事)、监事会成员(不包括职工代表监事)、董事长(总裁)、董秘、总经理、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技术总监、总工程师及副总经理等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决策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高管团队的特征

国内外学者对高管团队特征的研究同样源于Hambrick&Mason(1984)对“高阶理论”的提出,其认为高管团队的不同背景特征可以反映高管的阅历基础、认知水平及风险偏好等,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为选择。然而学者们对高管团队特征的测量视角各有不同。

本文将国内外学者对高管团队的测量视角总结如表2-3所示。

此外,Peter F.Drucker(2007)在其专著中详细阐述了企业家的人口特征与其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

综合智力 知觉 记忆 比较和判断力 18-29岁 95 100 100 30-49

岁 93 92 100 50-69岁 76 83 87 70-89岁 46 55 67

第二节 财务报告舞弊的文献综述

不同的学者因其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对财务报告舞弊概念的界定也有所差异。

虽然不同学者及不同监管部门对财务报告舞弊概念的界定有所差异,但各定义基本包括以下几个共同点:1、管理者主观上故意性,即财务报告舞弊是管理者为了达到非法获利目的从主观上故意地采取舞弊措施的行为;2、舞弊行为的违法性,舞弊行为必然违反公认的会计准则、法律制度等相关制度规范;3、舞弊行为具有欺诈性,舞弊行为往往是隐瞒了企业的真是经营情况与财务业绩,财务报告不满足公允性和可靠性原则;4、舞弊手段具有多样性,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可能采用虚增利润、操纵股价、故意遗漏等多种舞弊手段以实现其非法目的。

因此,本文将财务报告舞弊定义为: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为了自身利益主观上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认会计制度,采取各种舞弊手段来掩盖真实的经营状况和财务业绩,从而误导信息使用者使其遭受损失的行为。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本文对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性研究主要依托于两大基础理论: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

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团队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现代企业的发展路径、财务表现乃至兴衰存亡大部分都源于高管团队的决策效果,而最终对高管团队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了高管人员个人的认知水平、行为偏好以及整个高管团队组合所产生的观点多元化冲突、沟通效果、牵制效应等。由于高管人员存在有限理性、认知偏差及行为短视等认知特征主要源于高管团队个人的背景特征。因此,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后果有显著的影响,研究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可以有效地预测企业的运营效果。

高阶理论考虑到高管团队的认知特征、行为偏好特征、管理感知等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进行量化,而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可以有效地作为心理特征的替代变量,因此其所使用的高管团队特征是将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作为研究起点,具体包括了高管团队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社会资本等。

图3-1 Hambrick&Mason(1984)的高层梯阶模型

在高阶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外有众多学者对该理论理论进行了改进和深入研究,其中以Carpente(2004)等学者提出的将代理理论与高阶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其

认为代理理论和高阶理论的结合能更好地体现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选择和行为结果的影响。

国内对高阶理论的拓展研究基本上沿承了Hambrick 和Carpenter 的研究路径,目前对高阶理论人口特征研究包括了高管的学历、性别、在组织中的任期、职业背景、政治背景、教育背景、海外背景等,对高管团队特征所影响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后果包括了企业的盈余质量管理、财务风险、过度投资行为、多元化战略选择、技术创新投入、财务重述、捐赠行为、社会责任等。其中学者孙海法和张平分别对高层阶梯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并构建了国内主流的对高管团队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3-2,3-3所示。

图3-2高管团队运作效率模型

资料来源: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运作的进展(孙海法,2003)

图3-3高管团队运作过程、战略选择与组织绩效

资料来源:国外高层管理团队研究综述(张平,2005)

第二节 研究假设

根据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总结以及在对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两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两个维度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同时,本文根据异质性指标和同质性指标分别提出假设并建立模型。

同质性和异质性是对高管团队特征从不同研究视角的划分,同质性指标主要衡量的是高管团队成员特征的平均水平,而异质性指标则是对团队中个体成员差异程度的衡量。

一、基于高阶理论假设 (一) 高管年龄

Hambrick&Mason的高阶理论认为年龄可以反映高管的阅历基础、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年龄较大的高管由于其变通能力降低、知识结构老化、信息甄别能力下降、认知水平及精力的下降,他们更愿意做出规避风险的战略选择,同时由于年长的管理者对个人收入和高职位的需求明显降低,他们更愿意把收入安全和职业稳定作为这一事业阶段的目标;而年轻的高管团队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变通能力、较大的生存压力以及较高的收入和职位提升需求,其往往更愿意采取风险偏向的行为决策。

假设1a :相比平均年龄较大的高管团队,年龄层次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假设1b :相比年龄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

弊。

(二)高管性别

对于男性和女性高管的认知和行为选择差异性,不管是在心理学还是管理学上都已有了深入研究,一般认为女性高管的生存能力较之男性高管更强,而男性高管相对于女性高管更容易出现过度自信、乐于竞争、敢于冒险等特质。

假设2a :相比女性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假设2b :相比性别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性别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

弊。

(三)高管学历背景

高阶理论表明,高管的学历背景可以反映高管的认知差异、专业技术技术能力以及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和对环境变换的适应能力。高学历的高管团队对于竞争环境的变化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并且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行为自制力以及较强的风险管控意识,因此其不容易轻易采取非理性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来获取短暂的利益。

假设3c :相比平均学历较高的高管团队,平均学历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假设3c :相比学历背景异质性较高的高管团队,学历背景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

务报表舞弊。 (四)高管政治背景

舞弊三因素理论认为,当高管人员具有实现舞弊行为的机会和压力时,则高管人员容易产生自我合理化倾向并采取舞弊行为。而高管的政治背景作为高管人员舞弊行为的“保护伞”则容易加大高管笃定的自我合理化借口。这一“保护伞”在高管人员存在舞弊的机会和压力时更容易使其产生舞弊行为。

假设4:相比没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五)高管专业背景

高阶理论认为,高管人员独特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与其掌握的专业背景具有明显的联系,而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又是其做出行为选择的基础。具有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由于其成员对财务知识和金融环境变化的具有更深的专业基础,因此其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去进行完成对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专业背景的异质性会使高管团队中存在不同的认知观念和思想冲突,财会类专业背景与其他科学或工程专业背景高管人员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有明

显的差异,而高管团队成员多样性的专业背景可以抑制盲目的决策。

假设5a :相比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低的高管团队,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更可

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假设5b :相比专业背景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专业背景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

务报表舞弊。 (六)高管在职时间

Wiersema&Bantel(1992)发现破产企业的高管团队在职时间明显短于没有发生破产的高管团队在职时间。Bantel&Jackson的研究则认为,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战略内涵的信任和对价值观、规则的信任会越高,越容易在团队的内部产生一种圈内思维(Group-Think),从而就越不容易使企业的整体信念系统被其他观点所改变,因此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排斥不同观点和意见的危险,此外,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其更容易掌握企业的重要资源,从而转变为更多的利己行为。高管团队在职时间的异质性越大则会产生更多不同的资源掌握程度和思想观念,从而有望打破传统的固态圈内思维,进而可能有效地规范不同高管的意识选择,使得高管团队选择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降低。

假设6a :相比平均在职时间较短的高管团队,平均在职时间较长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

表舞弊。

假设6b :相比任期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

弊。

二、基于代理理论假设 (一)高管薪酬激励

在现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背景下,薪酬是对高管的一种激励和风险补偿,高管团队的薪酬水平对企业的效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高层管理者的薪酬水平无法达到一定的预期,则其可能更有动机去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因此建立完善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有效降低经营者因为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带来的代理成本。在现实社会中,高管的努力程度和绩效通常反映在高管的薪酬水平上,高管的薪酬激励水平越高,其与公司的利益联系则更为紧密,那么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团队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

假设7a :相比平均薪酬水平较高的高管团队,平均薪酬水平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

表舞弊。

假设7b :相比薪酬异质性较小的高管团队,薪酬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

弊。

(二)高管持股激励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框架下,高管团队的持股激励可以有效处理利益冲突和非对称信息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但当高管团队持有更多公司股权时,其可能为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财务报表舞弊的行为来提升股价从而提升自己的股权价值,即任何的激励配置全不当或激励过度均可能带来高管团队对舞弊的更强烈动机,这种仅仅追求公司业绩表现和短期利润的行为使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愈加严重。并且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人员从这种通过财务舞弊行为获得的个人收益远远大于其所承担的道德风险成本。

假设8:相比平均持股水平更低的高管团队,平均持股水平更高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

表舞弊。

(三)高管领导权结构

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掌握公司权力的最核心人员,两职合一的职位设置形式远远降低了其进行行为决策的独立性,使得拥有舞弊压力和舞弊动机的管理人员具有了更为现实的舞弊机会,这种对核心管理人员缺乏独立性的职位设置可能大大提高了最终财务报表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假设9:相比领导权分离的高管团队,领导权没有分离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四)核心高管人员变动

由于高管人员的经济人特征使得其具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非理性行为的价值取向。公司的核心高管人员掌握着整个公司发展的命脉,其稳定与否往往会影响公司的整体战略

发展和风险行为偏向。Pourciau(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核心高管人员在发生变动前后具有极强的舞弊动机,其往往倾向于通过粉饰财务业绩和会计利润等行为使得个人的获认可程度和薪酬收入达到利益最大化,或者通过各种舞弊行为使得其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职业声誉。在我国目前的高管薪酬考核体系中,企业的发展业绩和会计利润是衡量高管能力和职业尽职度的重要指标,并且和高管的个人薪酬奖惩与职业声誉紧密联系,高管团队业绩考核体系对会计利润的过度依赖会更加深化核心高管人员在发生变动时通过财务报表舞弊提升自身价值的意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0。

假设10:相比近期没有重要高管变动的高管团队,近期有重要高管发生变动的高管团队更可能

发生财务报表舞弊。

在对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归纳总结及相应研究假设的提出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内容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报告舞弊影响的理论框架总结如图3-4所示。

图3-4本文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报告舞弊影响的理论框架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了舞弊样本组和配对样本组。为了避免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对本研究内容的结论产生影响,以及考虑到舞弊行为被披露并处罚的时间一般会有2年左右的滞后性,因此本文选择了2006年至2012年期间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作为初始研究对象。舞弊样本的初步选择是根据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194起上市公司舞弊并处罚案例,其中舞弊行为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推迟披露、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担保、一般会计处理不当、违规出资、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等。

本文参照洪荭、胡华夏、郭春飞(2012)对符合财务报告舞弊特征的公司进行样本组筛选,根据处罚的具体原因和性质在初步筛选基础上按如下标准剔除:由于中期财务报告未经过审计因此剔除由于中期财务报告舞弊受到处罚的公司;剔除非财务舞弊原因受到处罚的公司,如因推迟披露、违规担保业务、违规出资等;剔除本文研究的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此外,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的高管团队特征因素,防止高估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本文对于连续几年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选择其首次发生舞弊的年份作为舞弊样本。最终进入本文研究范围的舞弊样本共131个,具体分布如图4-1所示。

为了更好的对舞弊样本进行分析,本文以洪荭、胡华夏、郭春飞(2012)的筛选标准为每一家舞弊公司相应地选择一家非舞弊公司进行配对。考虑到行业、规模等因素特征可能对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产生影响,本文按照如下标准为财务报表舞弊公司选择相应的配对样本:1、以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为行业参照标准选择与舞弊公司同一细分行业的公司;2、以舞弊发生当年年初的总资产规模为标准选择配对公司,要求总资产规模上下浮动不超过30%,若无法找到相应总资产规模的公司,则以净资产指标作为代替。3、配对公司的选择必须是非ST 公司且配对当年的财务报表并未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选择通过阅读证监会、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处罚公告获取。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国泰安数据库高管动态中的高管简历获取,在整理高管团队特征数据过程中同时与WIND 数据库中的高管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对比检查以防错漏,对于部分高管团队背景信息缺失的样本,本文通过查阅上市公司的年报或新浪财经等网站中披露的高管个人信息进行补缺。

第二节 变量描述与研究模型

一、变量描述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定义如表4-2。

二、研究模型

本文将高管团队的特征分为异质性和同质性两个维度。考虑到其作为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并且可能在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本文将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研究分别设计两个不同的Logistic 回归研究模型,即模型一和模型二。模型一和模型二具体设计如下。

Logistic 模型一(高管团队同质性):

Fraud =α+β1Gage +β2Gfem +β3Gdegr +β4Ggov +β5Gmaj +β6Gtime +β7Gpay +β8Gmsr +β9Gls +β10Ceos +β11T ang +β12Roa +β13Pro +β14Fcf +β15Debt +β16Cont +β17Ind +β18∑Year i +ε

Logistic 模型二(高管团队异质性):

Fraud =α+β1Hage +β2Hfem +β3Hedu +β4Hmaj +β5Htem +β6Hpay +β7T ang +β8Roa +β9Pro +β10Fcf +β11Debt +β12Cont +β13Ind +β14∑Year i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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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特征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相关性研究

第五章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一、舞弊样本的行业分布统计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所选取的131家舞弊样本行业分布进行统计。由图5-1可见,舞弊样本公司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仓储和邮政业、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九大行业。其中制造业的舞弊公司样本数量最大,共计84例,占总的舞弊样本数的比例达64%,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大,因而舞弊样本的比例也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工艺流程较其他行业技术性更强,复杂的公司运作流程可能随之带来更多的会计舞弊机会。

图5-1舞弊样本组的行业分布统计

为进一步研究制造业中舞弊样本组的分布情况,本文对舞弊样本组的制造业行业进行了细分统计。从5-2可见,不同的制造业企业对财务报表舞弊的需求和最终发生舞弊行为的概率有较大区别,其中塑胶、塑料、石油、化学制造业行业的舞弊案例为25起,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企业的舞弊案例为17起,金属和非金属制造业行业的舞弊案例为12起,电子制造业行业的舞弊案例为9起。这几类财务报告舞弊案例多发的行业都是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朝阳行业,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由于高管团队建设的滞后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而带来更多的财务报表舞弊问题。

图5-2制造业舞弊样本组的行业细分统计

二、舞弊样本的舞弊类型统计

通过对公告的舞弊公司处罚案例整理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行为往往不是采取单一的舞弊方式,而是伴随着几种舞弊手段的同时使用。

本文对所选取的131家舞弊样本公司的舞弊方式统计如图5-3所示,所列示的舞弊方式包括重大遗漏、虚列资产、虚构利润、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一般会计处理不当,虚假记载和其他相关类型。从图中可以清楚发现,重大遗漏、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虚构利润的舞弊手段最为常见。

图5-3舞弊样本公司的舞弊方式统计

三、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配对样本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及实证检验部分均使用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 描述性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的准确性。统计结果见表5-1所示:

(二)配对样本t 检验和Wilcoxon 秩和检验

本文根据洪荭、胡华夏、郭春飞(2012)的研究方法,对配对样本的检验同时使用t 检验和Wilcoxon 秩和检验,以检验舞弊样本组和配对样本组的差异性是否显著。t 检验是一种参数检验,而Wilcoxon 秩和检验是非参数检验,两者结合使用能确保数据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从表5-2的配对样本t 检验和Wilcoxon 秩和检验中可得出如下结论:

在同质性指标方面,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高管团队的政府背景,高管团队中会计、金融、或经济等经济管理专业的人员比重,高管在职时间以及高管的持股比例都可能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假设2a 、4a 、5a 、6a 、8a 基本符合,而其他假设则并未得到检验。

在异质性指标方面,高管团队的性别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和薪酬异质性可能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与假设2b 、5b 、7b 基本符合,而其他假设则并未得到检验。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上文通过对相关性检验结果的分析本文已经得出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结论,因此可以保证回归结果系数的可靠性和无偏性。而为进一步确保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对模型中的各自变量首先分别依次进行Logistic 回归,然后再对整个Logistic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这样可以确保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本文研究对象之一高管团队特征的同质性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即模型一的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5-4所示,模型一回归结果整体的-2对数似然值为188.572,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 2分别为0.485和0.647,-2对数似然值较小而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值较大,说明模型一整体的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女性高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中的女性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负相关关系,其中单独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整体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女性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女性比例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适当增加女性高管在团队中的比例可以有效地抑制团队进行财务报告舞弊决策的可能性,因此,假设2a 得到验证。

(二)高管团队的政治背景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中的政治背景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两次回归结果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没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高管的政治背景作为高管人员舞弊行为的“保护伞”容易加大高管笃定的自我合理化借口从而加大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

(三)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中的金融、会计或经济专业背景的成员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两次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低的高管团队,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由于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成员具有更深的财务知识和对金融环境变化的认识,使其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去进行完成对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因此,假设5a 得到验

证。

(四)高管团队在职时间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的平均在职时间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单独回归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整体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平均在职时间较短的高管团队,平均在职时间较长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战略内涵的信任和对价值观、规则的信任会越高,越容易在团队的内部产生一种圈内思维,从而加大其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假设6a 得到验证。

(五)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的平均平均持股比例与舞弊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单独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整体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平均持股水平更低的高管团队,平均持股水平更高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当高管团队持有更多公司股权时,其可能为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财务报表舞弊的行为来提升股价从而提升自己的股权价值,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高会成为其产生财务报表舞弊行为的诱因,因此,假设8得到验证。

在高管团队特征的同质性指标回归结果中,假设1a 、假设3a 、假设7a 、假设9、假设10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高管团队的学历背景、高管团队的薪酬水平、高管团队的领导权结构以及核心高管人员的变动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本文研究对象的另一对象高管团队特征的异质性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影响即模型二的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5-5所示,模型二回归结果整体的-2对数似然值为211.092,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为0.439和0.585,-2对数似然值较小而Cox&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值较大,说明模型二整体的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可信度较高。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六)高管团队性别的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的性别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两次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性别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性别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团队中不同的性别组合会对组织的行为选择产生明显的影响,合理的性别异质性可以有效地抑制非理性的舞弊行为产生,因此,假设2b 得到验证。

(七)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负相关关系,且两次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专业背景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专业背景异质性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财会类专业背景与其他科学或工程专业背景高管人员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有明显的差异,而高管团队成员专业背景的多样性可以抑制盲目的决策,因此,假设5b 得到验证。

(八)高管团队成员薪酬的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呈负相关关系

无论单独回归还是在模型一中整体回归,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异质性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均呈负相关关系,且两次回归结果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相比薪酬异质性较小的高管团队,薪酬异质性较大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舞弊,即高管团队的薪酬异质性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认知和舞弊需求上的差异,其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盲目的决策行为,因此,假设7b 得到验证。

在高管团队特征的异质性指标的回归结果中,假设1b 、假设3b 及假设6b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高管团队的年龄异质性、高管团队的学历异质性以及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模型结果预测

为检测两个实证模型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程度,本文对模型一和模型二中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吻合程度分别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5-6所示。

从模型预测表中可以发现,模型一预测正确的百分比为83.9%,在131个舞弊样本中成功预测了109个,预测准确率相对较高,即模型一的准确性和可信程度均较高;模型二预测正确的百分比为82%,在131个舞弊样本中成功预测了107个,同样其预测准确率也相对较高,模型二同样值得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以认为本文所构建的实证模型整体准确性和可信程度较高,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较好,因此,下文根据实证结果相应提出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六章 研究结论

根据上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的高管团队的建设角度与事务所审计关注机职业怀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重视女性高管在团队中的作用

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对现代女性所展现出来的耐性、细心、柔性、风险关注等特质及其在团队中的协调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女性高管的生存能力较之男性高管更强。然而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对男女性别的重视程度仍有不同,女性高管往往受制于管理体制或者其他社会环境因素而不被充分重视,正如上文的研究发现,舞弊样本组的女性高管比例平均仅有13.19%,甚至不少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仍为0;此外,在现在企业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其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愈加明显,这要求高管团队中性别的异质性要求更为合理。因此,本文认为,现代企业的发展应充分重视女性高管在团队中的作用,在高管团队建设中给予女性高管相同的权利。

(二)合理利用高管的政治背景

高管团队的政治背景一方面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社会利益,如较低的融资成本或更多的政府补助等,但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同样可能产生更为强烈的舞弊机会和借口,高管的政治背景作为高管人员舞弊行为的“保护伞”容易加大高管笃定的自我合理化借口,这一“保护伞”在高管人员存在舞弊的机会和压力时更容易使其产生倾向于进行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思想意识。因此本文认为,在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过程中,对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人员应适当提高关注,通过合理的约束机制降低该类人员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可能性。

(三)完善高管团队的专业结构配置

高管人员独特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与其掌握的专业背景具有明显的联系,而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又是其做出行为选择的基础。具有财会类专业背景比例较高的高管团队由于其成员对财务知识和金融环境变化的具有更深的专业基础,因此其更有可能也更有能力去进行完成对财务报告的舞弊行为;此外,由于财会类专业背景与其他科学或工程专业背景高管人员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会有明显的差异,专业背景的异质性通过高管人员不同的认知观念和思想冲突可以有效地降低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完善高管团队的专业结构配置对现代企业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在高管队伍建设中应注意不同专业人员的配置比例,尤其当财会类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过高时应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

(四)合理安排高管团队的任期时间

上文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其更容易掌握企业的重要资源,从而转变为更多的利己行为;此外,由于在职时间越长的高管团队成员对企业战略内涵的信任和对价值观、规则的信任会越高,其越容易在团队的内部产生一种圈内思维,从而就越不容易使企业的整体信念系统被其他观点所改变,即高管团队成员的在职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排斥不同观点和意见的危险。基于此,本文认为现代企业在治理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任期制度,对掌握企业核心资源的重要岗位任期时间不宜过长,可适当采取重要岗位轮换制度以加大对高管人员的权力牵制,

(五)合理设置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

随着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人员从这种通过财务舞弊行为获得的个人收益远远大于其所承担的道德风险成本,因而当持股比例设置不合理时,高管人员越有可能为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具有通过财务报表舞弊的行为来提升股价从而提升自己的股权价值的强烈动机。因此本文认为,在进行高管持股比例配制时,不可盲目依赖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应同时关注高管持股的“利益掠夺效应”,事实上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利益掠夺效应”明显大于“利益趋同效应”,即应合理设置高管团队的持股比例,不宜对高管持股“过度激励”。

(六)重视高管薪酬异质性的作用

上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薪酬异质性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认知水平和舞弊需求

上的差异,其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盲目的决策行为,即建立完善的有层级差异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有效降低经营者因为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带来的代理成本。因此本文认为,在现代企业高管治理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职工薪酬体系,不宜对高管薪酬采用无差异化处理,应合理设置各级岗位的薪酬待遇差别,提高高管薪酬的异质性程度。

(七)合理安排外部审计工作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会计师事务所在安排审计工作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在制定审计计划、安排审计资源的过程中对于本文研究结论的高管团队特征应引起充分的重视,例如若被审计单位的高管团队成员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则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应适当加大审计时间和审计资源,以判断其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在注册会计师进行具体业务审计时,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的高管团队成员的具体特征,从而适当地提高或降低审计的应有关注和职业怀疑,降低对符合本文研究结论中高管团队特征的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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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著

[1] 叶雪芳. 舞弊审计.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 Peter F.Drucker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美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附录

姓名:沈佳伟

性别:男

年龄:24岁

学历:硕士

导师:叶雪芳教授

研究方向:审计理论与实务

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通信地址: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钱江湾生活园区45幢821室

邮编:310018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联系电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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