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为何接受李岩的故事

雍正四年(1739)张廷玉编的《明史·李自成传》中记载的李岩故事如下: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栗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据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濽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李岩……为制将军……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京,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赞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相信李岩故事的历史学家认为明季甲申年(1644)即有见闻录记载北京李自成大顺政权里有一个历史人物姓李名岩。甲申三月,北京有位明朝进士赵士锦闻知:“二十日……刘宗敏(住田宏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赵还记载道:后来李自成东征之时,将军“刘宗敏等俱行,唯留李岩东城……”。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相信此李岩和《明史》中记载的李岩的活动都是历史事实。比如聂作平认为李岩、牛金星和宋献策是“对李自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

但也有学者认为李岩只是一个小说家创造的人物,他们提出在乙酉年(1645)就有因果平话通俗小说,其中包括比较丰富的李岩的故事,而那个故事影响了所有的后世史书。这类通俗小说中最早的大概是南京福王政府里的小官龚云起写的《李闯小史》。近代比较有名的长篇小说是已故作家姚雪垠写的《李自成》。

否定或质疑李岩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疑点:河南杞县并没有叫李信或李岩的明末举人,尚书李精白也没有一名叫李信或李岩的儿子,最早可信的日记和见闻录都不曾提到他,李信起义和李岩被杀的时间都有问题,李信的弟弟李牟和其他在北京的李姓大顺官员(比如李大亮)都未见诸史料记载等等。最早否认李岩故事的人可能是1693年杞县地方志的编纂者何彝光。现代学者中最全面对李岩故事提出质疑的是栾星先生。

2004年,在河南省博爱县准备编写家谱的李立炳先生发现了一个手抄本《唐村李氏家谱》。根据序言,这本家谱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李元善所编修。目前这是唯一的版本,我们不知道此前是否有过刻本,这个抄本中李元善以后的世代都没有记录。按照在博爱县和唐村的调查,这本家谱是民国年间抄本,可能有几个人参加了编订,但是不知道是谁。目前看到这个家谱的学者都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还可以用来“揭开”李岩的“谜底”。2008年年底王兴亚先生用家谱解答了很多问题,他以前相信杞县有个李岩,但是现在相信李岩其实在博爱县。王先生写道:

李牟是河内县(今博爱县)唐村人,父亲是个拳师,他自己经常在山西一带传拳。崇祯六年(1633),投奔了李自成。(李牟在唐村的亲戚)李岩是字岩,名信,(他的)父亲是李春茂,以教拳为生。在济源有煤矿生意。他早年依父。读习四书五经……《孙子兵法》……成为有名的拳师……家中富有……李岩三叔李春玉,号精白……从小跟着父亲在开封、杞县做粮油行生意。春玉无子,将李岩过继给了春玉。因此,李岩之父又有李精白之说。

李岩兄弟四人。大哥李伦在原武读书习武、选为贡生。二哥李仲化号大亮,河内学府贡生。与弟弟李岩、陈奏庭习拳练武。三哥李俊……在修武学府读书习武……李岩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崇祯年间县学生员。陈奏庭的母亲是李仲的姑……陈奏庭参加武科考试,因考官不公而落榜。三兄暴打考官出现人命案件,被革去功名,为避开官府的追捕,二人离家出走,来到杞县城……李岩在杞县叔父春玉粮行管账编写劝赈歌谣……后粟来源出现危机,春玉粮行终于破产。(李岩)返回怀庆故里……崇祯十三年(1604)底在怀庆故里经堂弟李牟的“牵诱”加入李自成起义军……能文能武……成为谋士,位至制将军。

经李牟引荐,唐村李岩、李仲兄弟与李友等九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

虽然河内(现在博爱)县的《李氏家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家谱的序说得很清楚:“族长严训,谓明末吾族门九世李公讳仲、讳信、讳牟、讳栋、讳友,皆诱入闯贼谋主数将”,但是家谱并未谈及这些人在民变中的具体活动。如果他们的角色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们的真实背景在三百六十年中如此模糊?这个答案在家谱的序里写得很清楚:“族裔诚祀之所事避谈,勿传扬焉。”按照家谱,李家有很多教拳学生不只在河南活动,有的还到了江南,他们很不希望家里的秘密被学生、后代或外人知晓。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河内县唐村李家的一些秘密其实已经慢慢流传出去,并在清代被加入江南和杞县的李岩故事中了。为了解传播的过程,我们应该回溯李岩故事的由来和发展。

戴先生对杞县李岩持否定的态度。他写道:

“ 杞县李岩故事的缘起应是在传说里。第一个传说可能是在1642年,李自成在中原的时候,有人说他是明朝某位兵部尚书的孙子,乐于赈济饥民,有人称之为“李公子”。这个说法出现于甲申八月(即大顺政府在北京失败后三个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开始时在中原和北京流传,各类见闻录和日记中提到的“李公子”就是指李自成。河南省史学家栾星和文学家姚雪垠成长于民国,当时就都听说明末农民起义有一位“李公子反了”。他们认为李公子即李自成,不知道还有一个李岩。在不少清初的文史资料中,包括《明史》都清楚地表明李公子就是李自成。

关于明末的动乱也有一个关于“Li Yan”的传说,由于不知道名字如何写,无法推断他的由来及他和李自成的关系。江南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明季实录》中有几个关于“Li Yan”的写法。按照顾炎武的观点,“闯贼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很明显,顾炎武认为李炎是李自成的别名。他还提到“李炎、张献忠”这两个起义领袖。在这里,顾炎武认为李自成的别名是炎,和他(顾)自己的“炎”字一样,这个看法的形成可能并非偶然。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其他人说“Li Yan”的名字是“炎”。顾炎武在清初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炎武”是因为敬仰宋代抗蒙英雄王炎午。他或许认为“李炎”表现出了李自成的英雄气概,或者希望表达他(顾)自己对他的敬仰?无论如何,有人认为李自成的别名和李岩有关系。在河南,曹应昌听说李自成“更名李兖,以应孩儿上之谣”。后来李自成跑到湖北,有报告说程九伯杀害了“闯贼李延”。

顾炎武同时写道:“闻河南杞县举人李严,又名李牟,公子啸聚一方,互同谋逆。”在这里,顾炎武听说“Li Yan”不是李自成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Yan”是另外一个字(严),他的故乡是另外一个地方(杞县),这个李严有他自己的别名(牟)。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李牟不只是故事里杞县李岩的弟弟,也是近来发现的河内县李岩的堂弟。

杞县李岩故事的由来也可以从北方人记载的在北京的经历和见闻录里找到。山东济宁的杨士聪是明末进士和官员。在1644年李自成统治北京的时候他继续住在北京城里,但拒绝参加大顺政权,因此被逮捕而受到迫害,但是也受到他认识的一个投靠李自成的部将王敦武的保护。因此他能够亲历不少事情。他记录了河南省杞县明朝状元刘理顺及其妾的自杀,但是刘家里的人多半不在北京,也没有如传说中说的那样的自杀场景。杨士聪记述说,刘理顺的儿子受到河南省孟县的明朝进士、大顺官员薛所蕴的保护,宋献策劝刘宗敏不要打杀明朝官员与绅士。杨士聪也提到在大顺军里有一个李都督,他在首都西边搜集明朝贵族和官员的资料,他搜集的资料不到牛金星和刘宗敏所收资料的一半。后来那个李都督和丞相牛金星一起保护了首都的东区。杨说刘宗敏想住在明朝贵族周奎的府里,但是最后他并没有搬家,而李都督也没有住在那里。杨士聪承认李都督在北京担任角色不小,但是他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大顺失败后杨士聪跑到江南常州,有人批评他,说他在北京做过大顺的官。杨士聪写道,他的书主要就是解释他和其他的明朝官员和绅士在北京的处境以及与李自成民变的关系。虽然他没有提到李岩,但他所谈到的李都督应该是李岩故事的另外一个来源。

离常州不远的常熟县是明末进士和官员赵士锦的故乡。赵士锦和杨士聪一样,继续住在大顺政权统治下的北京,日后在江南写书记述他在首都的见闻。在北京时赵士锦受到一个叫姚奇英的人的保护,他的信息大部分是从姚那里听来的。赵士锦说在李自成军中有一个人叫李岩,也有一个人叫李大亮。赵士锦并未提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说他们在大顺政权里有类似的地位。在三月十八日,李大亮陪着李自成进入北京。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在二十日“刘宗敏(住田宏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四处分投职名”。在二十四日,刘宗敏“以试夹棍”强迫明朝官员投降并交纳钱财。二十五日,有些官员“散李郭诸营”。二十七日,“在李大亮处者所派虽少,纳完又增”。李大亮负责将明朝官员的“名帖送吏政府”而关于“追夹者无定准”。后来李自成东征之时,赵记述道:将军“刘宗敏等俱行,唯留李岩东城”。关于李大亮的背景,赵说他“为秀才家佣工人”,很早以前在陕西就和李自成见过面,与李自成以及牛金星“三人不相上下焉”。当然这个“李大亮传”不符合博爱县《李氏家谱》的说法。李岩在北京住的地方也有问题,他可能和郭一起住在周奎宅,也可能没有什么宅第。否定杞县李岩故事的人说赵士锦的资料大部分是姚奇英给他讲的流言,因此是不可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赵士锦的见闻录写于何时?他是否有机会看到在江南出版的小说?

与此同时,常州人龚云起在南京当一个小官,“劝钱(谦益)向皇帝(福王)进言,以使更快中兴”。因为杨士聪从北京跑到常州并在那里定居,他可能和龚云起有来往,但是杨没有提到龚编的《李闯小史》(以下简称《小史》)。无论如何,该书很像杨士聪所批评的“坊刻”著作。同时,这部书包括不少史实,看起来更像一部“小史”而不是一部“小说”。20世纪的学者认为它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该书对杞县李岩的故事贡献颇多。它清楚地言及杞县“有个公子举人,姓李名岩,为人善良好义”。他用私粟赈济饥民,并因此被知县逮捕。后来他被救出来,杀掉知县后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队,变成了李自成的谋士。他提倡仁义,创作儿歌,让大家知道李公子是李自成。在北京,他和李牟将军试图保护杞县状元刘理顺,安排制将军入住周奎宅第。李岩不喜声色,不打击明朝官员和绅士,并访问民间疾苦。他和宋献策谈儒、佛、政治,试图保护开明的懿安张皇后,杀掉自私的周恩生,并提出四点建议。虽然《小史》说牛金星是大顺丞相,但是最后人们估计“前所传伪示,皆李岩之手笔”。五月初李岩和李牟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掉。李自成起义和大顺政权失败了。

虽然(或是因为)《小史》对于李岩故事的贡献很大,但有人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如下问题:《小史》为什么把杨士聪和赵士锦所记述的李都督和李岩迅速发展为起义英雄?笔者原来推断《小史》说李岩是杞县人就是因为杞县有一个1638年十八子(李字拆开为十八子)起义,并且有杞县文人在1642年投靠了李自成。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小史》之所以说李岩是杞县人,可能是因为作者所说在北京大顺政权里有一位李岩住在杞县。《小史》认为李岩赈济饥民,笔者原来以为是因为明末有不少官员和绅士很注意赈济政策;现在我们可以认为,那是因为《小史》接受了关于李岩在杞县把他叔父的粟粮分配给饥民的传说。因为他是一个住在县城里的外地商人,所以杞县地方志不记载他的活动。《小史》说李岩是个举人可能是它最严重的“错误”。清朝资料很容易证明这点是不正确的。笔者原以为大概是作者知道大顺丞相牛金星是个举人,刚好在杞县有个举人何印光投靠李自成并在北京大顺政权做过官的缘故。现在看来,博爱县的李岩好像是个贡生,也可以说明有较多的明朝文人投靠大顺政权。《小史》记述李岩和杞县民众杀死杞县知县一事,无法从地方志记载中找到佐证,但是这却是明末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民间故事。李岩投诚李自成,并成为其主要谋士,提倡仁义、创造儿歌都是很自然的文人活动,没有什么原因怀疑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如果博爱县的李岩读过四书五经,也很有可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李岩在北京的活动也有其历史可能性和史学价值。《小史》说李岩有个弟弟李牟,这似乎不准确,但是他很可能有个堂弟叫李牟。李岩和李牟在河南、湖北和陕西的军事活动都没有记载,但是他们在北京当将军(李岩是制将军,李牟是弘将军)是可能的。如果博爱县的李岩读过《孙子兵法》,他应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杨士聪已经说河南怀庆府进士、大顺官员薛所蕴保护过杞县状元刘理顺的儿子。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很容易来自怀庆府、参加大顺政府的李岩能够试图保护刘理顺,并劝他投奔李自成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江南人可以提出河南人在大顺的角色;河南人则能以之庇护他们自己的并未成功的起义活动。薛所蕴后来投靠大清政府,编修顺治十七年《怀庆府志》,他有机会考察李岩问题,否定杞县李岩故事,讲河内县的李岩事实,但是他好像并未公开提及此事。

李岩和李牟的三千军队都驻扎在城外,李岩访问民间疾苦等好政策,都是意在批评其他大顺将军(如刘宗敏、牛金星)的政策和李自成“毫不介意”的态度,李岩和宋献策聊明代科举制度和佛教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当然没有办法证明真伪,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设计的对话一样有文学的虚构,但是他们的对话应该可以表明作者对明末政治的态度,而该态度很可能和福王政府的存在有关系。李岩试图保护张皇后,这和他以前支持东林学者有关系,这可能反应复社学者对李岩故事的兴趣。腐败的周恩生和张皇后一样都是河南人,但是因为周是坏人,李岩于是把他杀掉。此说法似乎意在说明正直的李岩不但同情同乡(河南)人,他还可以辨别好人和坏人。李岩书谏李自成的四件事中包括两个大顺政府已经实现了的政策(准备进大内和把明朝官员分成三类)和两个还未做的事情(屯军城外和劝吴三桂归大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情节是作者虚构的,但是它们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编撰传统中的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局外清楚”和“事后聪明”等传统。李岩和李牟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死可能反映的是其他人(如罗汝才和袁时仲)的经历,却嫁接在李岩身上。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靠的,那么李岩和李牟的命运也是历史事实。按照家谱,李岩和李牟是被杀的,但是其他七个参加李自成起义的唐村李姓人都逃回故乡或逃到江南。这些人和河南举人以及大顺丞相牛金星一样都在规避南京政府和大清政府的法律。《小史》记述了李岩和李牟在大顺政府的重要角色以及死于途中的经过,可能是因为两人帮助掩护其他的在河南和江南的人。如果这个事变是假的,他们应该会知道,但他们似乎无意否定该说法。

因为《小史》中称明朝为“国朝”,称清为“东虏”,此书应该出版于乙酉五月(1645年6月)清兵下南京前夕。此书以后未再翻刻,在乾隆时期成了禁书。还有蓬蒿子编的《定鼎奇闻》一书,对清朝多有褒奖,该书刻于顺治八年(1651),在乾隆时期列入禁书,但以后还得以再刻,影响较大。这部书第一次提出了李岩是明朝一个尚书之子的说法,说李岩赈济饥民,还写了“创赈歌”。李岩被捕再被释放后,知县被杀。李岩不知道如何处理,征求民众意见。有民众认为应该投奔李自成。这个事件发生在崇祯八年,就是李岩往西投奔李自成那一年。李自成热情欢迎李岩和其余一千多人,说他会成为汉朝初年韩信那样的好谋士。在李岩被杀后,小说中的吴三桂指出他只是一个文人,没有军事才能。

三年以后(1654),江南青浦县明朝隐退诸生陆应旸所编的《樵史通俗演义》出版。该书成为最有影响的关于李岩的小说。它开始形容李岩为“能文能武的举人”。《樵史》第一次说“杞县知县姓宋,平昔极是执拗”。“上司为军粮紧急”,要求赋税者是“河南按察司”。杀知县后,李岩提出进入李自成军队,李牟“也是个好秀才”同他一起起义。李岩“荐了同年牛金星,是河南乙卯年(1615年)举人,素有诈谋。……牛金星又荐一术士宋献策是永城人……几年前曾在北京海岱门卖卜,又会起河洛数”。这本书并未记载李岩起义的年代,但是说李自成军队围开封时,“李岩先遗信服,扮作商贾,四散传布说:‘李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李岩在西安也有一个武将李友,“守西安巢穴”。在北京,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杀戮异常,到亏李岩、李牟,每每劝他抚恤百姓,禁戟兵丁。二十日出了安民榜,有‘誓不妄杀一人’等语……”。同时“李岩、宋献策劝他(李过)放了降臣周钟等……”,“二十日李闯忙点各将刘宗敏、李岩等共立十二营,在城外首尾呼应,以御吴兵”。李岩、李牟去世后,刘宗敏称他们为“大将”。

陆应旸的《樵史通俗演义》形式为小说,但也有史实根据。它说李岩不只是个文人,其实“能文能武”,这个可能是夸张。但是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信的,这也未必就没有事实根据。说李岩和民众杀杞县宋知县是不确凿的,但崇祯初年确有一个杞县知县姓宋。此人叫宋玫,山东省莱阳县籍进士,1627年成为杞县知县,负责镇压白莲教,后来凭金钱和门第在北京谋得朝廷高位。1642年宋回到老家,次年即被满洲兵所杀。因为宋玫及其亲戚比较腐败,所以有被农民起义所杀的说法。《樵史通俗演义》说李岩和牛金星在1615年同时中举人,这是不对的,因为李岩不是举人,而牛金星是于1627年中举的。但他们应该是同乡,即同为河南人,且一起下过狱,可谓狱友。如果宋献策是永城县人,他和李岩也有同乡的关系。如果宋献策在北京住过,他可能有资格带李自成军队进北京。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是北京最有名的将军,很有影响,且他的这四个河南谋士(李岩、李牟,宋献策和牛金星)都很注意收买民心,也曾试图保护过江南的复社文人,比如周钟,所以李岩、李牟在文人的记述中就变成了英雄。

我们所看到的三本清初小说都兼具史实和小说的功效,都影响了清初历史学家的历史著述。还有一部清初小说,因为离史实太远,几乎被史学家完全忽略。该小说由送滋山人创作,龙岩子校阅,书名为《铁冠图全传》。该小说写道:“河南道人宋炯,字献策,算定明室将亡,访求真王主,于陕西米脂县遇驿吏李闯,认为闯有帝王之相。”闯因犯法被监禁,里应外合反狱,杀县令阎法。“宋炯知情,联合已故尚书李际子李岩,于闯被解京途中,用蒙汗药麻倒官兵,将闯救出。”“李岩在杞县,探知有解往湖广的左良玉军饷,遂联合牛金星……等窃取。事被杞县令侦破,李岩下狱。闯得知,破杞县,救岩出,岩遂正式归闯。从此,闯自称闯王,拜宋炯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闯兵围汴梁,破城,从此河南半为闯所有。”“宋炯联络贺一龙旧部杀罗汝才,得其人马几十万,闯声势愈大。”闯西攻西安,建国号大顺,宋炯与太监杜勋暗通,勋献宁武关,陈永福降李闯,李岩自河南攻至保定,杀李建太,闯兵围北京。“闯兵入城,大肆劫掳。费宫人冒称公主,闯以之赐李岩,岩被费刺死。”闯往东征,大败。宋炯借机遁去,牛金星死乱军中。“不久,清兵平伏江南……天下乃定。”在这个故事中,李岩、宋献策、牛金星都还是河南人,在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其他具体的记述差不多都为虚构,如李岩父亲的名字、牛金星的命运等等。作者似乎故意在用讽刺的手法,把李岩改编成一个带有玩笑色彩的故事。不知作者意图何在,或许他认为真实的李岩就是如此,或许他认为历史小说就该这样写。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该小说中,李岩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成了一个普通的强盗。

关于李岩的见闻录、日记和小说,多半由江苏人所写,但关于李岩的史书也有一些是浙江人所写。谈以训(1592~1657)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明末生员、清初遗民。1620年以后,他不满于现存的明代史学著作,开始搜集资料,准备自己写一部明史。因为他科举落榜无缘官场,只能在官员家中教书。1644年他为表明心迹更改名字,借用汉代著名父子史学家司马谈和司马迁之名,该名“谈迁”。清初他搜集大量资料,所获资料多达三百多种,终于写出一本明代编年史,取名《国榷》。谈迁大部分时间在其故乡浙江著述,在1653年曾去北京和其他历史学家见面。1657年他在山西去世时,稿子还未出版。在他去世三百多年后,也就是1958年,他所箸的几种书稿才陆续在上海编辑出版。直到现在,明史专家还认为,《国榷》是最全、最可靠的明史著作之一。

谈迁是个历史学家,很注意时间和空间。因为佩服司马迁之故,他竭尽所能努力搜集当时所能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和相关观点,要写一本全面公允的史学著作。谈迁写的是明代通史,应该会全面地选择历史事件和史料。同时他认为以前关于李岩的说法和资料,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他对李岩的记述有时很简短,有时却很详细。他记述李岩的起义过程虽很短却很富于细节。他写李自成破永宁以后,崇祯十四年一月初三日:“杞人诸生李岩为谋主,以所掠济饥民,故所至咸归兵益盛”。谈迁认为李岩为举人的说法无史可依,他倒很可能是生员。谈迁自己就是生员(即诸生),由此我们知道在明代有很多生员,他们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农民起义上的影响应该会很大。因此他对李岩出身的看法有令人信服之处。如果博爱县的李岩是真的,他似乎应是一个贡生,地位上和生员区别不大。因为谈迁没有提到李岩和杞县知县之间的冲突,他不需要考订那个事件发生年代、知县是谁等问题。

按照谈迁的记录,崇祯十七年四月初七日,李岩在北京很忙,但是他却不如另一个李氏重要。谈迁认为:“宗敏进饷金千万,都督李岩、李牟、李友征不及其半,派部曲人各二百金,足其额。”次日“李自成闻吴三桂斩使,大怒,立召李友等计之”。谈迁于是将次日制将军李岩向李自成所奏的四事,很简单地写了出来。四天以后,李自成和李过等往东,李牟、李友等在北京居守。吴三桂来北京,“李岩等合兵连十八营以拒之”。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不清楚还是受篇幅限制,谈迁并未说明那三个李氏有没有亲戚关系。如果按照博爱《李氏家谱》记载,他们三人是由亲戚关系的话,那么此三人在北京彼此合作应该是在情理之中。

谈迁使用的史料是江北监军太仆寺少卿万元吉奏疏,谈迁认为李岩和李牟是在路上被李自成和牛金星杀死的。

李岩、李牟兄弟来奔。岩本诸生,知文墨、拜制将军。稍严纪律,人心倾向,牛金星因忌岩。贼称尊号,将卒多据地杂坐,不辨等威。……李岩心轻自成。及败奔。贼臣多亡去。势稍率,河南山东多杀伪吏。李岩等心知无成,怏怏不得志。适闻丁起光尽杀归德诸伪官,李岩请兵二万复下河南。自成逡巡未应。既退,密语金星曰:“李岩有枭雄之姿,穷而归我。苟予以兵,俾其得志,难制矣。”金星曰:“河南为三秦门户、晋楚屏藩,在岩则故乡也。以大兵予之,举中州之豪杰争衡天下,事未可知。且又同姓,十八小儿之谶,彼尝自负。今闻河南变乱,辄自请行,意可知矣。不若因而除之。”明日自成发兵饯之,遂杀岩及讨北将军李牟于席。

对于该事变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谈迁并不清楚。有人说李氏兄弟死在山西省平阳,但李自成经过平阳是在十七年五月下旬,归德事变发生在六月二十日,李岩和李牟应该是在事变之后被杀,也就是谈迁所记的六月二十一日。后来由史学家提出,因为这两个时间以及地方都存在矛盾,该说法应不为实。

其实,比起确切的死亡时间和地点,谈迁似乎对李岩和李牟兄弟二人之死的谣言及其后果更感兴趣。按照谈迁的分析,李岩和李牟之所以被杀,一是因为他们和李自成以及牛金星之间存在政治利益和观点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原因则似乎是文人李岩和农民李自成之间有文化和社会的矛盾。因为谈迁是一个有学问却无行政权的生员,他可能更想了解李岩的世界观,也同情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谈迁是遗民,他的著作没有出版,在清初的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另一个名为谷应泰的历史学家编辑的《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在1658年得以刻行。该书在清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谷应泰是北直隶丰润县人,也是1647年进士,清初官员。1656年他调任提督、浙江学政,请一些文人协助他编书。该书第七十八卷《李自成之乱》中介绍李岩,写法和谈迁的稿子非常一致。十三年十二月,“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贼每以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归附之,兵势益盛”。十七年在北京,“贼多河南人”去刘理顺居所,说“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可能提到的是李岩。虽然谷应泰关于李岩的记述极简单,但是他认可了李岩一事的真实性,并影响了清初和以后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是清初的进士和官员,谷应泰应该不会同情“流贼”臣员李岩,但他可能会同情作为改革的文人李岩及他救济饥民和保护精英的事迹。

如果说谷应泰最早在出版的历史书中接受了李岩其人的存在,那么另外一个江南历史学家则认可了小说中关于李岩的全部故事。此人名叫计六奇,162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为诸生。在1649年和1654年“应试于江阴但都不得志”,自1666年到1669年编《明季北略》。“虽然成书于……1670年,但因清初的文禁,一直没有被刻”,到19世纪才出版。计六奇不只读了书面记载,还作了田野调查。他不只接受谈迁和谷应泰写的正式编年和纪事体式的历史,也使用小说中的“文献”撰写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岩故事。有的时候,计六奇把他自己调查的具体“事实”加进李岩故事中。关于李岩的社会地位,计六奇没有采用谈迁和谷应泰的说法,忽略了地方志的记载,把李岩写成是杞县举人。可能因为牛金星在1627年中举,所以计六奇改变小说中的说法,把李岩和牛金星写成是同年(1627)中举。按照计六奇更详细的记述,李岩赈济饥民“捐米二百余石”,很清楚的表现李岩家非常殷实。李岩家是商人的描述,与河内《李氏家谱》符合。计六奇提出他自己的经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及李岩也。故详志之。”因此计六奇承认民间常常把李自成和李岩混为一谈的结果就是造出了一个起义英雄“李公子”。因为计六奇是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试图弄清楚那个“误会”。也因为计六奇是个严肃的史学家,可能当时不少读者都相信了计六奇的“详志”。

对于李岩起义以后的活动,计六奇也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李岩和李自成见面的情况,计六奇记录了一个在小说里面没有的和睦场景:李自成进入紫禁城的时候,“副将”李岩和宋献策、牛金星等陪着他去。最后计六奇承认他的写作参考了野史,“然野史所记琐事,颇多实者”。从计六奇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岩在大顺政权的正式地位不是很高,但和李自成的关系很好,野史中关于他的记载有真实性,不应完全否定。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些野史和《明季北略》可能是有部分真实性的。

谈迁对李岩的记述很短却不能出版;谷应泰能够出版他的书,但很少谈到李岩;计六奇记述李岩故事很全,但书稿也不能发表。江苏省太仓州的吴伟业写了《绥寇纪略》一书,比较全面地谈到李岩的事情,而且当时就已出版。吴伟业是明末进士,复社成员,清初不想投靠新政权,在浙江嘉兴府教书,搜集资料并且最终在1652年完成此书。1653年他到北京为官,和谈迁面谈历史。我们无法确知他们是否讨论李岩,但他们似乎都认为李岩故事有事实基础。吴伟业在几个方面改进了李岩的故事,让它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影响力。

吴伟业认为李岩原名为“信”。笔者原来推测吴伟业可能虚构了李信的名字以提高李岩故事的可信度。现在笔者推测吴伟业可能也听说过博爱(河内)县姓李名信之人的传闻,并据此发展了原来的故事。吴应知道《定鼎奇闻》和《明季北略》关于李岩的父亲是尚书的说法,并推敲过该李岩的身份。明末杞县出过一个尚书,但不姓李。明末在开封府倒有一个尚书叫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吴伟业也应该知道李精白参加过明朝末年的“阉党”,因此应是吴伟业和复社的敌人。吴认为就是因为其父亲在地方上声名不佳,所以李信把他家的粮食分给饥民以收买民心。吴伟业的政治企图是很清楚的。如果博爱县《李氏家谱》是可靠的,那可能也有一个传说:在杞县有一个粮油店老板李精白,这个人有一个儿子叫李信,这个李信给饥民赈济粟粮。吴伟业也说“传云”李信在杞县有兵权,“授安以襄乡备御”。此“传云”和小说“能文能武”的说法符合,也和博爱县李氏的武术传统相符。

吴伟业对于李岩故事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关于另外一个人红娘子。吴伟业所塑造的李岩故事有一个问题:如果李岩在1635年起义后就杀死了杞县知县,他为何等到1640年才去投奔李自成?可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伟业发现或是创造了一个叫红娘子的女人。按照吴伟业的记述,红娘子:

绳伎女,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归而被杞人所执……令遂执而锢之狱,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杀令……李公子思自成……遂往投自成……改名岩。

吴伟业没有谈到杞县知县的名字,故可避免那个问题,但是他的记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红娘子从何而来?谢国桢认为类似习武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所以她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果说博爱县《李氏家谱》是真的,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关于李岩的问题,但是那个家谱却没有谈到红娘子。因此,笔者坚持以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就是故事里的红娘子和李岩一样,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人物。比如吴伟业塑造的李精白和红娘子可能是在以下多个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建构的:1635年有一个“土贼”叫李靖攻打过杞县,故吴伟业可能受此事启发而想到唐朝初年的李靖。吴伟业可能也因为受《虬髯客传》和该故事中的人物红拂的影响,再加上他也应该读过《西厢记》一书,熟悉红娘这一角色,于是他就用红娘子的名字来命名明末的女英雄。

吴伟业通过李精白和红娘子之口批评李岩,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起义英雄,并认为李岩在有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那么重要或不那么具有道德力量。比如说,按照吴伟业的记述,不是李岩而是一个叫尚炯的医生给李自成介绍了牛金星。在这里,吴伟业似乎认可《铁冠图全传》,这可能是这本小说影响了历史著述的唯一例证。吴伟业说大顺政权在北京失败以后李岩和宋献策就开始准备反叛。他还认为,李岩和李自成、牛金星一样,也很在意自己在政治上的得失。因此吴伟业所塑造的李岩形象要比小说家笔下的李岩复杂,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同时可能也就变成了一个更值得相信的历史人物。最后,和其他清初史学家一样,吴伟业也认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以初用李岩既而杀之”。

1670年代还有几个江南的历史学家以吴伟业著作为基础继续建构李岩的故事。在谈迁的故乡海宁县,有位名为查继佐的史学家。他是明末举人,清初遗民,写了两本书稿都谈到了李岩。《罪惟录》延续了《绥寇纪略》的说法,认为李岩是“杞县乡荐(举人),初名信,大司马精白子也”。查继佐没有延续吴伟业关于红娘子的故事,而是加入了一个新故事。他发展了李岩故事中原来的均济的说法:“李岩教自成,以虚礐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在《国寿录》中记载有一个人穿“红衣”由“李将军”陪伴拜访刘理顺。同时,江苏的戴笠和吴殳两人发表了《怀陵流寇始终录》。他们接受吴伟业的红娘子故事又发展谈迁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说法,李岩和李牟看不起李自成和民众:“贼党久称公侯将相耳,贼态自在,坐则相压,行则相搀以诟詈,戏则推蹴,目不识丁,手不能握管。李岩兄弟甚鄙之,时加以规讽,不能改也。”按照这样的记述,李岩和李牟同情老百姓提倡改革,想帮助他们,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变成普通人民的一部分。

在1680年左右,接受李岩故事的著作只是见闻录、日记、历史小说、野史,以及私人的编年史、纪事本末和断代史。但是清朝政府已经准备编写明代正史,应该会考订明史中史实的真伪。多半的明朝遗民不愿意正式担任清朝的国史官,但是他们和清朝官员一样,希望能对明史有所影响。最有名的遗民之一浙江绍兴府余姚人黄宗義就不参加清朝国史馆,但是他有学生在那里担任要职,比如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兄弟都是他的学生。黄宗義向国史馆推荐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彭孙贻写《流寇志》。彭孙贻是浙江湖州府海盐县明末岁贡和清初的遗民。《流寇志》表达明朝遗民的看法,但是在1679年左右他(或是他的朋友)修改该书称之为《平寇志》,表达对清朝的看法。关于李自成,明朝和清朝的态度区别不大。清初国史馆的主事者大概读过彭孙贻的书。彭孙贻基本上接受吴伟业关于李岩的故事:原名信,前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出家粟赈荒,被知县逮捕,功杀知县,投诚闯等。但是彭写李岩只是诸生,他并未提到红娘子,并未提知县的名字,并未谈李牟,也有说李岩退出北京时准备背叛李自成。

1686年在河南省开封府杞县,何彝光被选贡,并在1690年和新知县李继烈一起开始准备编写杞县地方志。何彝光的哥哥何印光是明末举人,却在北京投奔了李自成,参加了大顺政府;可能因此何彝光对于李岩故事特别感兴趣。1693年《杞县志》出版的时候,有一篇佚名文章名为《李公子辨》。它记述《樵史通俗演义》和《明史纪事本末》的李岩故事,并追问道:

果有其人,则宜附贼臣传,夫复何辞?然阅时未久,故老尚存,其人其事,影响全无,是不可以不辨也。谓其乙卯举人,则乙卯杞惟刘昭一人而已。谓其父为甲科部属,则何部何名?查无凭据。况明季杞人并未有为部属者也。谓其所杀者宋知县也,则宋玫乃崇祯元年自永城调杞,四年行取吏科任至工部侍郎,归至莱阳收城殉难。自后县官并无宋姓,科贡秩官历史可考,不知《樵史》何所据而言之凿凿也。且崇祯十五年知县吕翕如合汴之后,杞人或避地他方,或甘心饿莩,或丧命贼锋。虽土冠蜂起,渠魁并在临邑,乃风影鹘突横肆污蔑亦太卤莽而无忌惮矣。或谓书乃一卖国大老顾人代作果尔,则欲掩天下不惜吊诡。金帛可爱,何畏夤诛,遂虚乌有而不辞也。此种无耻之徒亦何足深责?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而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篡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使忠义之乡受不白之冤,固于杞人无捐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此事有无问之梁宋间人,昭然易辨。秉笔者慎勿效《唐书》好用小说之,则与董狐并重矣。于(樵史)之诬伪多端莫可枚举又在所不屑论也。

《李公子辨》批评苛刻,但是不全正确。它说在明末杞县没有一个尚书,但是其实有一个尚书叫孟绍虞。孟绍虞在杞县很有名。有人说他是阉党,因为他写过一篇关于1638年杞县“十八子”起义的文章,而他的儿子孟囧骕在杞县倡导“合汴”政策。《李公子辨》也说那个政策失败以后,杞县人只能避地他方,或饿死或被贼杀死,但是也有杞县人投靠李自成而参加大顺政府。其实,《杞县志》编辑何彝光的哥哥举人何印光,就是走了那条路。笔者以前认为,因为《李公子辨》没有谈到那些事实,它可以否定李岩故事,但是不能解释那个故事的来源及其持续流传的原因。如果博爱县的《李氏家谱》是可靠的,那我们可以说《杞县志》的编撰者不知道在杞县县城有一个商人叫李精白而他有一个侄子叫李岩,李岩离开杞县后就投奔李自成变成他的谋士。因此,编撰者可以批评李岩故事但是无法彻底否定该故事的真实性。1695年的《开封府志》也有《李公子辨》,内容差不多。清初河南省归德府商丘县诸生和史学家郑廉也否认李岩故事,但是他的《豫变纪略》在康熙一代只是书稿,在1743年才出版。因此它来不及影响清朝国史馆编写明史的工作。

1679年,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及子万言开始搜集历史资料编写明史。他们和黄宗羲、谈迁、查继佐和彭孙贻一样是浙江人,故乡是宁波府鄞县,并参加历史学家所谓的“浙东学派”。万氏父子在北京住徐元文的家,1690年搬到江南会馆。1694年以后他们住在国史馆馆长王鸿绪家。虽然万斯同是一个很有知识的学者,在政治倾向上也比较独立,但除了浙江和北京以外,他似乎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也没有去中原作过调查。因此,他很可能没有看到《李公子辨》或是听说过对李岩故事的质疑。在国史馆里,好像是另外一个浙江人毛奇龄特别注意“流贼”而编《流贼传》。毛奇龄在他的故乡绍兴府萧山县有很多政敌,所以只好到处流浪,因此他倒是游历了不少地方,也去过河南与汤斌见了面。汤斌是清初归德府睢州进士,如果毛奇龄关注李岩问题,他是有机会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但是今人无法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李岩问题。按照栾星的研究,李岩在《流贼传》中出现三次,毛奇龄应该是撰写者。1702年万斯同去世时,他保留了《明史》钞本416卷。万斯同不同意彭孙贻的说法,即李信只是一个诸生。万斯同于是采纳吴伟业的说法,认为李岩原名信,是李精白的儿子,他被红娘子搭救,投诚李自成,改名为岩等等。如果万斯同对于李岩故事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没有提到杞县,只说李岩是“河南举人”。王鸿绪是一个忙碌且很有政治任务的大官。他很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修正万斯同和毛奇龄所写的《流贼传》。因此《明史稿》在1723年准备出版时,李岩的传记没有什么重大的修改。它不太注重李岩赈济饥民的政治目的和红娘子的绳术,但它复原了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杞县。结果在1739年出版的张廷玉编写的《明史》336卷里得到钦定。

在李岩的故事进入《明史》之前,私人家谱中出现过另一个故事。1716年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李元善编的唐村《李氏家谱》中说李信是他们家里的贡生,参加李自成起义而被李自成杀害(李元善是否知道其他关于杞县李岩的故事和文献,待考)。唐村的李家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故事,因此似乎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此事。但是在乾隆朝有文学家根据此事改编了原来的李岩故事,在《梼杌近志》中给李岩“找”了一个妇人叫汤氏。因为唐村李家有不少人和汤氏结婚,我们可以设问:唐村李家的这一秘事有没有部分泄露并被人改编成了口头文学传到江南等地区了呢?在1759年,董恒岩在《芝龛记》中指出李岩故事很像唐初的李靖故事。历史学家还是怀疑李岩故事的真伪,包含《李公子辨》的《豫变纪略》在1743出版了,但是那本书的编辑彭家屏因为在家里私藏该书以及其他问题,后来被逮捕并在1757年为朝廷杀害。后来连河南省修地方志都不敢再编入《李公子辨》。在19世纪,有的历史学家还在继续传播李岩故事,但也有史学家表示怀疑。

《唐村李氏家谱》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对李岩故事的解释。这个家谱的内容符合一个基本假设,即起义文人李岩是个经过建构的人物。他的准确身份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考察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初的士大夫们并不愿意他真的死掉,所以在不断建构他还活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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