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三教观

  梁武帝萧衍(464—549),南朝梁开国皇帝,在位48年,崇信佛教,甚至戏剧性地三次假意舍身寺庙,最后由臣下赎回,也正因此,后人往往用佞佛来评价他。然而在他佞佛现象的背后,不仅没有忽视儒学和道教,而且坚持三教兼存的政策,并有意用佛教的形式来服务儒学,把佛教纳入自己统治的轨道。  关于三教的看法,梁武帝有两处自述。一处在《会三教诗》中,梁武帝这样叙述自己的思想历程:“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广弘明集》卷三十上)。照诗中说,梁武帝的思想由儒入道,最终归向佛教。还有一处在天监四年(505年)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诏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医,归凭正觉”。在同月十一日的《敕舍道事佛》中说,“大经云:‘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老子周公孔子,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依此说,梁武帝经过比较之后,认识到孔老邪道,自己舍邪入正,最终归向佛教,与儒道断绝了关系,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然而考诸事实,并非完全如梁武帝所说的那样。梁武帝说早年学习儒学,博通六经,确如此。《梁书·武帝纪下》记载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而他说自己由儒转为学道,便与“耽事老子,历叶相承”之说不一致了。《隋书-经籍志》云:“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梁武帝籍贯南兰陵,亦属三吴及边海之际,“历叶相承”,世代信奉道教,梁武自小受此影响,不足为奇。而他所说的“晚年开释卷”也只是一种文学手法,早在萧齐时,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梁武帝与沈约、谢胱等知名文士并游,号称“八友”,齐竞陵王本人尊崇佛教,曾与范缜辩论过神灭论,梁武帝不免受此影响,在称帝后,梁武帝也曾与范缜进行过神灭论的辩论,这都说明他并非到晚年才“开释卷”。可见梁武帝接触三教并没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关系。  至于梁武帝所说的孔老都是邪见,佛教才是正道,自己弃迷反正的自叙,对照他的所作所为,更不可信。天监四年(505年)春正月,即舍道事佛一年后,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下诏日“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梁书·儒林传》序),表达了对儒学受玄学冲击而致沦歇的不满,有重振经术的意图。同年六月,梁武帝立孔子庙。天监七年(508年),下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学受业。天监八年,诏曰:“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间辟馆,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天监九年三月“幸国子学,亲临讲肆”(《梁书·武帝本纪》),冬十二月再次幸临国子学,策试胄子。中大通四年(532年),专门设《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讲梁武帝所著的《孝经义》。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也相当深,据《隋书·经籍志》、《礼仪志》、《梁书·本纪》的记载,梁武帝关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孝经》、《礼记》等儒家经典都有著述,而且对礼制有很深的造诣,曾多次于殿庭上广引礼书,决断礼制。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得到了大的发展。《南史·儒林传》载:“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在采取一系列重视儒学的措施后,“怀经负笈者云会矣”,于是“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而陈朝儒学“盖亦梁之遗儒”,对梁武帝时期儒学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北齐高欢曾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  关于道教,梁武帝虽没有像儒学如此倾心,但也并未曾放弃与道士的交往。在宣布舍道事佛的同年,他要求陶弘景为他炼丹,天监十五年(516年),又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终其一生与陶弘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南史·隐逸传下》。考诸梁武帝的实际行动,不难看出,他在事佛之后,并没有与儒道决裂,尤其是对儒学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关注。  对于佛教,梁武帝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个人虔诚的信仰。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他利用佛教这一形式来服务孝道;二是他身体力行戒肉、蔬食的佛教戒律,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不贪,并希冀天下效仿。梁武帝以前,中国佛教并没有不准食肉的严格规定,至梁武帝则反复申说食肉有违佛教教义,他说杀生“害无量众生……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后,戒肉成为汉地佛教的戒律。梁武帝反对食肉固然有出于不合教义的考虑,但并不仅止于此。他自称“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朕于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手书与萧宝夤》《全梁文》卷六),在《净业赋》中,梁武帝再一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梁武帝将戒肉蔬食这种苦修视为不贪天下的证据,最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统治,这无疑使其信仰大打折扣。  实际上,梁武帝不只坚持了三教兼存的做法,而且以为三教可以会通。他的《会三教诗》的“会”即有会通之义。梁武帝认为:“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反对将三教分别开来,以为三教之源无二。梁释智藏在《奉和武帝三教诗》中说:“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亲;老氏贵裁欲,存生由外身……安知悟云渐,究极本同伦。我皇体斯会,妙鉴出机神。”道出了梁武帝融合三教的意图。梁武帝融会三教的观念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有关。南朝时,儒释道三教在社会上都有重大的影响,梁武帝作为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可能忽视任何一教,再加上他中年以前受三教影响很深,因此他坚持三教融合的做法是很自然的。同时,梁武帝在《注解大品经序》中写“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别,复过于此,非可局于一教”(《全梁文》卷六),用人心的不同来说明三教并存,不能局于一教。   梁武帝不只简单停留在融合三教的主张上,而且在儒佛的融合上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首先他将孝道与佛教融合起来。在《孝思赋》序中,梁武帝自称“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於钟山下建大爱敬寺,於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在《净业赋》序中说“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建立寺庙,坚持蔬食,这本是佛教的做法,梁武帝却用来寄托对父母的孝思,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载:“帝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叹日:虽有四海之尊,无以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这一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应是梁武帝认识到孝道的重要性,他曾说“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因此他试图将佛教纳入孝道之中。  其次,梁武帝将佛教与儒学的教义统一起来。在难范缜《神灭论》时,梁武帝讲:“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用儒家祭祀是见所祭对象来说明神不灭这一佛教主张。他又将儒家讲的“人生而净”与净业联系起来。《净业赋》中梁武帝讲“抱惑而生,与之偕老,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沉溺苦海”,意思是说人由于感触外物,导致六尘障道,陷于轮回的苦海之中。而要达到净业,去除累患,无障于精神,就要“以不杀而为因,离欲恶而自修”。这一佛教的思想梁武帝也在儒家中找到了,《净业赋》序中说:“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以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在梁武帝看来,内外经书都讲人接触外物产生欲望,要靠消除欲望来返还自性,实现心净。此外,大同十一年(545年)梁武帝下诏说禁断赎刑“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将佛教说的慈悲理解为儒家讲的好生之德。  综观梁武帝所作,他丝毫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与儒道断绝关系,尤其是儒学的发展,反而给予极大的重视。梁武帝这样做,有深刻的原因。在古代中国,维护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只能是讲忠君孝亲、等差有序的儒家思想,而不会是佛教讲的众生平等、追求解脱思想。作为皇帝,对佛教的支持也多是从有助于社会教化方面考虑的。梁武帝之前,宋文帝曾讲过:“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则吾坐致太平矣”,道出了佛教在他眼中的价值所在。梁武帝与此并无多大不同。在《金刚般若忏文》中梁武帝说:“弟子习学空无,修行智慧,早穷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点出了梁武帝崇佛的真正意图。在梁武帝迷信佛教的背后,是他对自己统治的关心。至于梁武帝做出崇信佛教的姿态,正反映了当时佛教势力影响巨大。但他区别于或是灭佛或是精简沙门的做法,自称“皇帝菩萨”,又说“佛法寄瞩人主,是以弟子不得无语”(《广弘明集》卷二十六),以僧俗两界领袖自居,通过自己的信佛,将人主打扮成法主,来达到控制佛教的目的。他所演的舍身寺庙再由臣下赎回的闹剧,便戳穿了他不贪天下的谎言。正如后世史家所评:“心未遗容,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梁书·敬帝纪》)当然,也不排除梁武帝信佛会有一丝出于信仰的成分。梁武帝在《摩诃波若忏文》中说:“弟子颇学空无,深知虚假;主领四海,不以万乘为尊;摄受兆民,弥觉万机成累。每时丕显,嗟三有之洞,然终日乾乾,叹四生之俱溺。”或许在梁武帝终日乾乾、万机成累时,在他心底或认同佛教追求解脱的旨趣。  梁武帝在位48年,多次幸临寺庙讲经,三次舍身,这些举措给后世留下了“佞佛”的评价。然而在“佞佛”现象的背后,并不是他虔诚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统治的关心。他想通过信佛来控制佛教,为此,他没有像自述的那样舍弃儒道,却是煞费苦心地将佛教与儒学结合在一起,他的真正目标是“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们不会相信他虚伪的“不杀生,不贪天下”的谎言,最终在侯景之乱中被困致死,几至国灭,为后世所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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