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岱年宇宙论思想与其人生哲学的关系

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Vol.3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3

哲学经济学研究

论张岱年宇宙论思想与其人生哲学的关系

李运昌1,杜运辉2

(1.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河北 承德 067000;2. 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在20世纪30~40年代,张岱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中西哲学的宇宙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发展和丰富了“新唯物论”的宇宙论,并为其人生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键词:张岱年;宇宙论;人生论 中图分类号: B26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3)01-0074-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3.01.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Dai-nian’s Thoughts about

Cosmology and His Life Philosophy

LI Yun-chang1, DU Yun-hui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067000, China; 2.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From 1930s to 1940s, guided by Marxist philosophy, ZHANG Dai-nian absorbed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natural sciences, critically received the rational notion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established his cosmology of the neo-materi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built the basis for his philosophy of life.

Key Words: ZHANG Dai-nian; cosmology; philosophy of life

张岱年是20世纪有独特理论创造的著名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新唯物论”哲学内容丰赡,义理精湛,理应为人们所珍视和继承。张岱年哲学是经由方法论、认识论而贯通到宇宙论、人生论的一个体系,其宇宙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吸取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对中西哲学宇宙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

从整体上而言,哲学的宇宙论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物统事理”“永恒两一”“创造日新”与“一本多级”,下面分别对这四个命题作简要分析。

“历程”是“新唯物论”的根本观念之一,也是正确理解张岱年哲学中“物”和“宇宙”概念的关键所在。张岱年反对“以物体视宇宙”,反对把宇宙看作机械物或有机

体。与机械唯物论及有机哲学根本不同的是,他认为客观宇宙的本然状态是“整个的历程,发展的大流”,以整体言之,可谓“总全”;由中国传统哲学的“生生之谓易”,又可名之为“易”。他又借用惠施的概念,称之为“大一”,与此相对的宇宙的最小构成因素,即是“小一”。他对怀特海和罗素的“事”概念进行了唯物的改造,认为“小一”即“事”或“历程素”,“事之相续,谓之历程”[1,p118]。最微小的事联续即为最微小之物,最微小之物或“最究竟原子”结集为“次究竟原子”,如此经过数层以至“常物”。所谓“物”就是一个“相当持续的统一体”。“事之有定型的连续为物,物之运动变化为事。”[2,p369]物不再是什么坚硬的质料,而是流动性与结构性相统一的相对稳定的实体,本质上也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历程。“理为事事相续中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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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8-19

作者简介:李运昌(1972-),男,满族,河北丰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74-

李运昌,等:论张岱年宇宙论思想与其人生哲学的关系

常,亦为多事同有之共通。”[1,p119]

关于“事”“物”与“理”的关系,张岱年认为:“就统赅与表现而言,事理可谓主宾之分,两者未尝相离,并无先后,然事可统理,理不能统事,如必求一本,当以能统赅之事为所统赅之理之根本。”[1,p199-200]因此,宇宙就是一个“事理浑然俱在之永恒历程,……事、理、物,俱为离心而独立的实在”[1,p201]。

“物统事理”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吸取了现代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坚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批判了各种“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坚持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事理问题的正确总结。

张岱年认为,宇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历程,新事物异于旧事物,却又含有旧事物某些成分于其中,“且不惟包含之,更提高之,于此乃得矛盾的融结,达到新的统一,乃是一种更高的统一”[2,p90]。那么,宇宙生生不已的动力之源是什么?这即在于历程本身之“两一”或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运动。“两者,对待或对立;一者,合一或统一。”“两一是宇宙的普遍的必然规律之一。”他指出:“内在矛盾乃发展之动因。”[1,p376]他在《事理论》中明确指出:“对立之相互作用,矛盾双方之相互争胜,为事物变化之根源。”[1,p192]他进一步认为,事物“对立之相互冲突谓之乖违,对立之聚合而得其平衡谓之和谐,亦简称曰和。事物变化之流,一乖一和”。“乖、和”或“冲突、和谐”,是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更鲜明地强调了“和”的重要性。他认为,“和谐是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相成相济的结聚,故有丰富内容而不杂乱”[1,p193]。一物之毁灭,出于内外之冲突;新物之生成,则以相对的和谐为条件。“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之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1,p194]他并以生命、人群、民族、国家为例说明。他还以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术语把对待原理概括为两个方面:“物极必反”与“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即“由量变转为性变”,而量变与性变又是相互转化的。“反”即否定,“否定之否定为合,为对立之综合,而且是一个新事物之创成,中含新创的前所未有的性质。综合是以前一切发展之积聚,亦为更高的发展之起始”[2,p377]。

“宇宙演化,层出不穷。旧旧破灭不已,新新生成不已,是谓宇宙演变永恒之流。”[1,p194]

宇宙“由粗而精,由简而赜,由一而异”,就是一个不断突变、“创造日新”的发展历程。创造是突变的实质,“世界以往之成就,并非毁灭,而乃容纳于新的成就之中。每一新的否定之否定,皆增加世界丰满之程度”[2,p370-371]。创造是一个新事物与新层级不断涌现的过程,“新类与新级由未有而为有,谓之创造,亦曰创辟,亦曰开辟。创造即前所未有者之出现”[1,p145]。新类与新级之出现,即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同时也是新规律的产生,与旧有事

物和层级的规律属于不同层次,因而不能简单地解析、还原为下级之规律。

“一本多级”说,是张岱年宇宙论中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可视为其宇宙论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一个核心命题,涵盖其宇宙论主要内容,是正确理解张岱年哲学的一把钥匙。他认为:“生、心以物为本,虽各有其特殊规律,而实以物之规律为基本。各级虽不同,而有其统一,故云一本;世界虽是统一的而实有层级之区别,故云多级。”[2,p379]宇宙在其内在矛盾推动下的演化过程,逐渐创造出“物”(一般物质)、“生”(生物)、“有心物”(人类,简称为“心”)三个基本层次,犹如根干、枝叶与花果的关系。物为生、心之本,即“一本”;生、心为物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产物,是为“多级”。因而“一本多级”实质上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其中“心”又分为心知、社会、当然与理想三个方面。“生”“心”既遵循“物”之基本规律而又有其各自的特殊规律,既继承物之属性而又有其特殊性征,三者之间既有同而更有异,而统一于宇宙发展的历程之中。

张岱年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一本多级”基础上的“本、至”论,从另一个崭新的角度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超越。“宇宙事物乃有两极:一是本根,即最基本的;一是至

精,即最精微的。本根最先而最粗,至精最后而最卓。”

[2,p268]

在张岱年哲学中,“本至之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心物问题与天人问题。在心物问题上,他认为心与物是明显的“两一”关系,物先心后,物本心至,物粗而心卓,心比物在发展程度上要圆满、精卓;物制约心,而心又有对物的反作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天是人之所本,人是天之所至,人不仅来自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更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最高成就,天人关系也是一种“本、至”关系。

总之,由“物统事理”“永恒两一”“创造日新”而归结为“一本多级”,四者实为一事,统一于宇宙演化的历程之中,由此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新唯物论”的宇宙论。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本体论与人生论往往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以人生论为中心议题。张岱年的宇宙论不是孤立的,它既以认识论为先导而避免了理论上的独断,又承继中国哲学的传统而下启其人生哲学,为其人生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为综合唯物论与理想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方面指出唯物与理想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内涵,一方面又针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指出对人生理想的重视还不够,“却很少有人注意”。他在1937年初完稿的《中国哲学大纲》中以一半以上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人生论的主要问题。20世纪40年代,他原计划写出一部“天人新论”,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42年,他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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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维论》中批评一部分新实在论者摒弃人生理想的主张,提出“然吾人亦正可为哲学立一界说,依此界说,人生与理想正是哲学之中心问题”[1,p6]。1948年,他作《天人简论》,概述其“天人新论”的要旨,分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三部分而提出十个命题。除了人生论的四个命题(“天人本至”“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外,宇宙论中的“物源心流”“大化三极”与“永恒两一”都与人生论有直接的关联;他在晚年的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研究中,着重突出了对古代“人论”思想的研究,不但开拓了古代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天人关系、道德理想、人生境界等人生论问题都有深入持久的探索。从总体上看,张岱年哲学的主线是“人与世界”“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或天人关系问题,内容有法论、认识论、方宇宙论及人生论等方面,而其核心内容和理论归宿在人生哲学。

张岱年的宇宙论为其人生哲学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他非常重视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原则在人生哲学中的运用,他指出:“把辩证法运用在生活上,其要谛在于:对生活中任何事,都要观察其中的矛盾,观察其与周围事物的种种联系。”[2,p61]就个人而言,“运用辩证法便可得到一种解脱术。它能使人不忧、不惑、不惧。处处是活路,故不忧;能了解现实一切变化并能推测以后将出现的变化,故不惑;知目前之困难终有消灭之日,故无惧”[2,p61]。很显然,这是以辩证法的观点重新诠释了孔子“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真谛;辩证法还指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运用辩证法予生活,能提高我们的认识,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孤立的人,而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中的人,且是某一时代的社会中的人”[2,p62]。因此,正确的人生哲学必然以社会为本位,“它在根本上是赞成满足大众之欲望,而反对少数人之穷奢极欲。它希望全体人的生活得到提高,尤其企求被压迫群众得到解放。”他进一步指出:“辩证法的人生观是革命的,它使我们认识到历史是矛盾演进的历程,理想之真正实现,必须通过革命。”“从辩证法来看,生活是基于实际的理想而不断地改变现实的历程。”他的人生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复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理想之实现不仅取决于个人,而必须变革社会制度。“个人生活之改善,由于社会组织之改善。要改造人生,先要改造社会制度;改变生活,先要改变经

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以合理的社会制度为条件。”

[2,p391]这非常显豁地表明他的人生论及其整个理论系统的革命性的实质,要求面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积极斗争,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变为现实的生活。这也充分表明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道,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着自己独特理论风格的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者。

张岱年认为,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统一的,“然而承认物质实在为根本,却并非甘受物质现实的限制,更须敢于变-76-

革现实,克服现实。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必能悬定伟大的理想”[2,p240]。

“理想是超越现实的,然理想亦须根据于现实。要使一个理想成为实际,必须在现实中本有其坚实之根据。”[1,p385]他融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天与人之两一”“群与己之两一”“生与理之两一”“义与命之两一”“战斗与谐和之两一”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命题,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理欲、义命等命题作出了崭新的回答。生活之意义在于追求圆满,而这又在于“克服生之矛盾,乃得生之和谐。”人生之和谐亦即“理生之统一”,或义利的统一。“理生一致,即一方重生,注重生命力之发挥、生活之扩展;一方更重理,注重生命之和洽与调谐。……由生趋理,以理律生,发挥生命力,更克服生之矛盾以达到生之圆满。”[2,p384]克服乃外矛盾,即得人之自由。“人的自由在于能自作主宰并能克服外物。”这也就是实现人生的理想。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动的天人合一天人”及人与社会的辩证合一,明确反对把神秘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个人体验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

张岱年的宇宙论为其人生哲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本多级”基础上的天人“本至之辨”。

“一本多级”回答了人生意义或“人在宇宙之间的位置”的问题。人生意义问题是人生哲学的开端,他认为人生之意义,即是人生在宇宙历程中的位置。人类形体甚是渺小,生命亦甚短暂,只是茫茫宇宙中有限的存在者,在肉体上确实无伟大可言。但“人之高贵在性之卓异,不在量之巨大”[2,p379]。人类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成就,有其特殊优异的性质,即“辨”与“当然”,或荀子所谓的“有义”,人即是宇宙中具有道德价值之物。寻求人生意义,亦即是寻求人之自觉,“能辨别应当与不应当,在生活行动上,有

自觉的规律;能有理想,并能努力求理想之实现”

[3,p201-202]

。要实现有意义的人生,就要“扩充自觉,提高知识,实现理想”[2,p454]。他非常强调知识、理性在人生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唯有实现人之自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自身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与道德规律,有意义的人生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一本多级”还辨明了宇宙本原、自然界普遍规律与人类道德理想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之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3,p194]张岱年则认为,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人必须遵从自然的普遍规律,道德与理想应与自然规律相协调;另一方面,人类道德理想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合于自然规律的不一定合于道德理想,因而二者不可浑同。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致思倾向,“把道德

李运昌,等:论张岱年宇宙论思想与其人生哲学的关系

之‘理’或‘心’从世界的本原还原为人类社会的特殊之理,这是中国哲学从泛道德论的传统形态转入现代形态的一个关键”[4]。正是在“本至之辨”的基础上,他把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确立了人在宇宙之中的卓越位置,肯定了人类道德的特殊地位,以人的内在优异性征为人之价值所在;又强调了道德理想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彻底摆脱了传统“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剔除了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乱。

张岱年的宇宙论蕴涵了其人生哲学提的基本原则——“创造”与“刚健”。

张岱年在“一本多级”学说中突出“创造”的重要意义。宇宙是一个由“物”到“生物”到“有心物”的创造历程,因而创造是宇宙演化过程中一种固有属性。人类作为宇宙一部分、“最卓者”,本来就已处于宇宙创造历程之中,创造亦是人类的一种内在属性。没有创造即没有人类,人类失其创造性亦不复为人类。他强调创造对人生意义的决定作用,“由自然而有人,是自然之趋于自觉。……人之作用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2,p379]。“人求生之意义,亦即求自觉。人生意义由创造出,且在创造中。”“人有其创造能力,人不惟能利用自然物,更能创制人造物,能改造物质使变易形态而成新物。”[2,p380]他认为,人的优异品质不是已经完成的既成的东西,人生意义就由创造而出,而且在不断的创造发展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有所创造。在于自觉而有理想,在于依理想

而克服物质自然。人应发挥其创造力,而日进无疆”

[2,p388]

。人类应该保有并发展其创造性,日新不已,新而又新,不断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唯有创造并有所成就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人类从事思想观念的创造、器物或技艺的

创造、制度的创造,被泽世人,即得人生之不朽。

张岱年认为:“生之本性曰健,……健者胜物而不屈于物。”[1,p209]人应效法天的健行不已,自觉培育自身的生命力,不屈于环境的压力,不屈于各种诱惑。人生是艰辛的过程,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要不断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种矛盾,——这需要人们充分发扬刚健自强的精神,经过战斗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由此,对传统哲学中以“万物一体”的神秘境界的批评,是张岱年哲学中一贯的态度。他认为:“人生理想应是人的实际生活之趋于圆满,应是生活与世界之可供改变,不应是主观态度上的改变。”主张“在行动上改造天使合于人的理想,以致天人相合无间,归于当然,达到天人的谐和,即动的天人合一。”[2,p393]“动的天人合一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是实际的,而非心意的;是由战斗而归于合一,而非浑然一体。”“克服自然,变革社会,生活圆满,三事只是一事。其极乃得天人调适,即是物、生、理之一致。”[2,p394]既尊重客观规律,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刚健进取,有所创造,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6.

[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6.

[3]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6.

[4] 李存山.“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J].中国哲学史,1993

(3):78-85.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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