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论证是无可辩驳的吗?

论证是无可辩驳的吗?

——对《抬头又见王晓湘》之几点疑问

前不久,因偶然之机会,从网上搜得霍四通博士《抬头又见王晓湘》(以下简称《抬》文)一文。恭读此文,感觉其与历史之真相及一般之常识多有出入,故特将本人所知之相关历史事实及疑问罗列,以祈读者不吝赐教。

一、霍博士文章的题目《抬头又见王晓湘》,正是当年中央大学学生游寿所写的一首戏谑诗中之最未一句,而《抬》文结尾总结说:

王希杰先生说,在“民国期见江西的三大文人”中,“王易则是兼而有之,讲课谈笑风生,娓娓动听,著作别具一格,简洁明快,活泼生动。他是修辞学家,也是修辞家。”(王希杰,2009)不知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只知道旧中央大学大概曾流行过这么一首打油诗:

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这是一个叫“游寿”的大学小女生写的一首谐谑诗,类似于今天的“恶搞”。王晓湘就是王易。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王易先生的陈最良的一面。有才情的小女生口无遮拦,洒脱不羁,亦无可怪之处。不过,被她笑话的老先生,其人亦可知矣!

据我所知,此段话涉及二个事实:

其一、王希杰先生说的那段话,即是引用胡迎建先生的论文《王易的词学观与词曲史研究》,原话为:“王易著述勤奋,而讲授亦谈笑风生。昔我师从胡守仁先生时,曾闻先生说:民国时期的江西有三位著名学人——汪辟疆(原中央大学教授)、余謇(南昌人,原厦门大学教授)与王易,汪能写而不擅长讲课,方言口音甚重;余謇能讲而不能写,述而不作;惟王易既能讲又能写。此前辈学人公允之论也。” 霍博士若没看过此文,当然“不知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其二、霍博士通过一首“谐谑诗”,得出了“被她笑话的老先生,其人亦可知矣”之结论。而下面,也有这样一段对往事的叙述:

游寿诗戏王晓湘。王晓湘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大学就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王先生满腹经纶,可就是讷于言辞,每当王先生上课,学生们皆叹道:“受不了了!”真让学生苦不堪言。时王晓湘在中大文学院、也称中山院授乐府通论,并讲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游寿也是年轻气稚,又喜戏耍,于是仿敕勒歌体成诗曰“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鸟鹊难逃。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众人传抄咏诵,无不捧腹大笑。其实这也是当年游寿生活优越、青春无忌,如后历经沧桑,决不会有此举。但此事毕竟盛传于中大,于是沈祖棻回忆起游寿当年嘲弄王晓湘先生的事儿:“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南雍尊宿今何在,弟子天涯鬓亦苍。”不知道当年的先生们都在哪里呀?而你的弟子们已是天涯海角、鬓染秋霜。内中暗含着“淘气”的学生对老师的一种歉意。王立民《八闽才调最知名———纪念游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综上叙述,本人的理解是:

1、南昌学子说“王易既能讲又能写”,南京学子说王易“讷于言辞”,这并不矛盾,地域不同,语言各异,两地学子的不同感受本也正常,霍博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论是否过于武断了呢?

2、由戏谑诗引发的一段逸事,反映的恰恰是,当年中央大学开放、自由、平等的校园风气(据相关回忆,晓湘先生闻之,亦不以为迕。而如今,此风气在大学或早已荡然矣),且学子们历经沧桑之后的感悟,则更是令人感动。而这同一件事,经霍博士一“修辞”,历史真实似已被扭曲了。究竟是霍博士确实不知真相,还是为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说服力,而有意为之呢?窃以为,游寿先生泉下有知,当不会认同霍博士如此“恶搞”吧?

二、《抬》文为“向读者展示了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抄袭而不是模仿日本人著作的基本事实”,引用了其收集的诸多证据。并说“在查阅了大量的民国报纸和期刊后,我们终于发掘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再次告诉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王易的抄袭早已成为当时学界公知共识的一个负面样本了。”并进一步说明:“熟悉晚清及民国历史的读者应该清楚,发表上引诸论的《开明》、《中国新书月报》和《申报》在中国舆论界包括学界有怎样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且由此断言:“王易的修辞学著作只是日本人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的‘盗版’,几乎‘无一字无出处’,其学术根源无疑是姓‘洋’的。”

这些论断,令我更为困惑:

首先,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欲客观公正地研究、评价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必须深刻理解并把握其生活其间的历史大背景。而据我近年来对民国历史的了解,当时的媒体和学界及知识分子,都是非常讲究独立性的,学术上(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异见甚多,常是各说各的理,而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恰恰是源于其能否中立地发表不同观念、思想,然后由读者自己独立作出判断。并非四九年后之舆论统一,“不准乱说乱动”(前不久,我曾对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中国大学精神虚脱,才子流氓贻害社会”的讲话,在网上发表看法,仅仅是讲了自己父亲,一位复旦毕业的大学教授的真实遭遇,即被删贴。),更不存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说。而《抬》文中所提的赵景深先生,当年也曾被鲁迅先生以打油诗嘲弄过,但这并没对其学术生涯有什么样影响;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当年亦同样被人攻击抄袭日本。其实,民国时期,类似文人、或说是知识分子们的“口水战”多矣,正因为——那是民国。

其次,上世纪八十年兴起的“思想解放”,使人们得以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重新省视、评价晚清及民国的历史及人物,而对王易先生学术思想及地位的重新评价,即源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据近年来逐渐披露的历史资料显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二千年以来,思想、学术最繁荣、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观念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也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现代学术大致框架形成的时代。这一切,都源于“西学东渐”,都是“洋为中用”的结果。而当时,大多所谓新文化、现代文化,现代学术都可说是“洋货”,而当时涉猎现代学术的学者,包括修辞学者,没有那一位不是通过借鉴、模仿,由此形成自己的现代学术基础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发韧之初,对日本修辞学借鉴、模仿的事实,早已是修辞学界的“常识”(各相关修辞学论文及修辞学史著作,均有论及)。北京大学教授陈汝东先生在《岛村抱月的修辞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亦言:“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之初,一方面吸收借鉴了西方修辞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借鉴了日本的修辞学思想。比如,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著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了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理论,尤其是日本岛村抱月、五十岚力、武岛又次郎等修辞学思想。”

再次,既如霍博士所言:“王易的抄袭早已成为当时学界公知共识的一个负面样本了。”那么,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在编辑《民国丛书》时,会在民国众多的修辞学著作中,选中王易的《修辞学通诠》(修辞学著作入选仅三部,且王易的《词曲史》《乐府通论》亦同收《民国丛书》)?难道说,当时组织编辑的众多专家、学者,均是“盲瞽陸沉”之辈,竟然完全不知道“王易的抄袭早已成为当时学界公知共识的负面样本”吗?是否他们,也都是因“同姓?校友?等等”呢?

再次之,王易先生之《词曲史》,1996年3月由北京东方出版社收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人在向出版社索要稿酬过程中,获知王易先生之《词曲史》《国学概论》《乐府通论》及《修辞学通诠》四本著作,曾于1946年秋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印出版,并按当时之版权法支付稿酬及样书之史实。而1947年,《修辞学发凡》第九版付印题记言:“而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刘百闵先生对于这本书的热诚尤为可感,现在就请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第九版。”难道说,该社先后重版《修辞学通诠》和《修辞学发凡》时,竟也懵然不知“王易的抄袭早已成为当时学界公知共识的一个负面样本了。”吗?难道果真需要霍博士“在七十年后,浅陋如我者则懵懵懂懂地将这个工作重复做了一遍”吗?难道“历史就是这样的幽默,这样的无情。”吗?

三、《抬》文有言:“王易在战火纷乱中,也曾在西迁的复旦大学任教过。作为一名在复旦执教多年的中年讲师,我虽然十分爱护母校的声誉,但仍觉得自己十分有责任把这位著名校友的越轨行为‘再次’公诸于世。这种行为不论是按照今天的还是过去的学术尺度,它都是越轨的,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此段话确也义正词严,大有为维护母校声誉,不得不“清理门户”之恣态。

然而,就本人手头仅存之《民国丛书》所收三部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修辞学通诠》《实用国文修辞学》看,仅王易于“序言”中有“参以近代科学条理”(即“洋货”)之言外,各著作均未提及对日本修辞学之借鉴。而当时之修辞学著作,似均不比今日之相关学术著作,皆有注明其借鉴引用出处之习惯(以今天之学术尺度看,应是不规范的)。这亦不正说明,过去和今天的学术尺度,是有不同吗?这难道不也是当时的历史真相、历史的常识吗?《修辞学发凡》中“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等说,源于何处,修辞学史之研究早有定论。而按“霍式考证法”,我们是否同样可得出“抄袭”之结论?有兴趣的读者亦可自行查阅相关资料,逐一考证之。

此外,我生在大学,长在大学,在大学生活了大半辈子,亲身经历了几十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改造的过程,只知道四九年之后之“今天”,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术尺度更是有政治标准的,而这与四九年之前的、“过去”的纯粹的学术尺度,怎么会相同呢?王易先生世交及挚友、生物学家胡先骕先生之遭遇,即是一“权力学术灾难”之典型例证。王易先生的大儿子,恰巧也是位一九三九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生物解剖学教授(卢于道先生的门生),是一位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然而,他这位不懂政治的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稀里糊涂被打成“老右”,六十年代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惨遭迫害致死。不知其如此遭遇,会不会也有损其母校之声誉呢?

总之,个人感觉,霍博士的文章反映:他对我们的“过去”和“今天”,对我们国家大历史的认知和理解,都还是很不够的。此或正是其第一篇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无任何反应的基本原因吧?当然,我们能由此怪责于他个人吗?有誰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还有多少真相被掩盖、被屏蔽呢?

近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访谈录“中国大学精神虚脱,流氓才子贻害社会”,感慨颇多,甚为理解其用心之良苦。当然,本人并非专家、学者,也不懂修辞学,仅有的只是,一点点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和一点点基本的“常识”而已。尽管我尚未看到霍先博士的《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也只能是祈望:该文的“修辞手法”和思路与《抬》文有所区别吧。否则,穿凿附会,歧路亡羊,于“科学评价”之真,何益之有哉!

王四同        2010-10-5

附:抬头又见王晓湘(1)

提要:现代修辞学史对王易的修辞学著作评价过高。王易涉嫌抄袭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是学界共知的一个负面样本,今人不应该忘记这桩历史公案,王易抄袭案对今人在如何借鉴和吸收国外理论方面仍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王易 岛村泷太郎 抄袭

最近几年,中国修辞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王易的热潮。随着这股热潮,王易的形象也逐渐变得高大起来,几乎需仰视才能见了。我们也随大流地对王易作了一番考察,但却得出了与主流绝然相反的结论。我们的主要观点都陈述于《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霍四通,2009:308-325)一文中。这篇文章以近两万字的篇幅,不厌其烦,通过最笨拙、最原始的文字比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抄袭而不是模仿日本人著作的基本事实,提出了对王易的修辞学著作需要重新加以科学评价的命题。

在这篇文章写成后等待发表的一年里,我常常扪心自问,是否有失“温柔敦厚”?我又常常怀疑,这么明显的抄袭,这么多年为什么没人看出来,没人提出来? 是不是我自己弄错了?而在这一年里,我又陆续读到了很多对王易大唱赞歌的文章,如王希杰先生的《(大家国学·王易卷)前言》、《王易和中国现代修辞学——王易(修辞学通诠)新版序言》等。尤其是后文,将王易和王易的著作抬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唐钺、王易、陈望道、杨树达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中国修辞学的四大家——四杰。《修辞格》、《修辞学通诠》、《修辞学发凡》、《中国修辞学》是四部代表性、标志性著作。”“他的《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代表作,科学修辞学的第一个样本。”此种论述,不一而足。

虽然我始终坚信自己的论证是无可辩驳的,因为这实在都是些一望而知的事实,但要说服王希杰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我深深觉得自己是无名小辈、人微言轻 了。而且拙文大量引用了日语文献,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隔了一层,难以心服口服。这促使我不惜再花些笨力气,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试图找寻在王易著作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图书界的评论文字,以图还原渐被尘埃掩盖的历史真相。在查阅了大量的民国报纸和期刊后,我们终于发掘出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再次告诉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王易的抄袭早已成为当时学界公知共识的一个负面样本了。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修辞学通诠》出版不久,就有多人撰文揭露其涉嫌抄袭的事实了。《中国新书月报》第一卷十二号(1931年)载一弹文《著作界的奇耻》:

数月以前,读开明书店的《开明》三十三号《王易教授底名著溯源》,知道他所著的《修辞学通诠》完全抄袭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而自序却吹着“参合中西”,“发前人所未发”,又说“鞔近……士耽躁进……桀黠者方乞异域之祭余以骄于国人……呜呼,文敝乃至于此”。我已不禁哑然若失。

引文中提到的《开明》三十三号我们至今尚未找到,不然我们就可以发现前贤在七十年前所作的十分详尽的考证了。而在七十年后,浅陋如我者则懵懵懂懂

地将这个工作重复做了一遍。历史就是这样的幽默,这样的无情。

揭露王易抄袭事实的文章并不止于这一两篇。1933年沪上学术界闹出了一桩“剪窃”丑闻。《申报》在7月21日的“自由谈”栏目(17版)刊出了赵景 深的《文剪公余慕陶》和落霞的《余慕陶的纸糊术》,揭露了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大肆抄袭本问久雄、郑振铎、弗理契、赵景深等人著作的事实。7月25日的 “自由谈”刊出了赵景深的《再答余文剪公》(15版),驳斥了余慕陶的申辩。所谓“剪窃”,就是赵景深的《文剪公余慕陶》一文中所指出的:“说余慕陶是抄袭其实是客气的,因为抄袭究竟还要用一点誊录的工作。他是剪窃,他只要用剪刀,飕飕的几下,于是大著成功了。”

这起事件使我们的王易教授再次卷入舆论的漩涡中。人们由“剪窃”二字马上想到了王易。1933年7月23日《申报》“自由谈”栏目(19版)发表了游艺的《由“剪窃”事件想起王易教授》一文。在大段引用了“王易教授曾在中央大学北极斋中惯乎言之”的话(即王易所著《修辞学通诠》中“识于中央大学北极 斋”的自序)后,作者严肃指出:

王易教授说的是所谓“乞异域之祭余以骄于国人”,固与所谓“剪窃”不类,但他

所谓“一若中邦谫陋,绝无可自存之隙者”,那样态度却与所谓“剪窃”者相同。文中以“我”与隔壁邻居BT君对话的形式揭露了王易著作的面目:

他说:“你看过这几天正在大登广告的这住王易教授著的所谓高中参考书《修辞学》没有?那里有好东西,你该看一看。这本《修辞学通诠》便是那本《修辞学》的改头换面的东西。那本《修辞学》的头上有他自吹自擂的什么‘发前人所未发’的话。”我说:“这有什么关系?真有好处,略为表白一下也不是不可恕 的。”他说:“有关系的很,那就是王易教授完全乞异域——日本岛村泷太郎—,之祭余的。”我说:“不是说。发前人所未发的吗?想必不过是参考了一下而已。”他说:“完全抄的,不过是节抄的。但那节也是节得牛头不对马嘴,像余君一样。”我说:“既抄,为什么又说发前人所未发呢?”他说:“这就是所谓以骄于国人呀!”

指出王易在《修辞学通诠》自序中所云的“方乞异域之祭余以骄于国人”的“桀黠者”并非无的放矢,“的”正是王易自己。“自己也会把自己来做的”,真是 “万国开棋会,无棋(奇)不有”。王希杰先生说:“名如其人,人如其名,‘易’字就是王易做人的形象描绘,也是他为学、写作的指导原则。”(《(大家国 学·王易卷)前言》)我们则觉得,像王易这样用“剪窃”方式写修辞学书也实在太过容易了,“容易”之“易”是其“易”之确解。 (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

抬头又见王晓湘(2)

对于上引诸批评,我们查阅了大量民国文献,并未见王易的反驳或申诉的任何片言只字。因为这些批评基本上算是公允的。熟悉晚清及民国历史的读者应该清楚,发表上引诸论的《开明》、《中国新书月报》和《申报》在中国舆论界包括学界有怎样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我们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些文章对王易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不了解王易后来在别的领域的造诣到底如何,如果确实如王希杰先生所云之玄妙之“易”,那我们也觉得他也是以此为戒,“知耻而后勇”了,这在中国的学术史中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王易的修辞学著作只是日本人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的“盗版”,几乎“无一字无出处”,其学术根源无疑是姓“洋”的。而他在《修辞学通诠》序言中曾大言不惭地言及《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的写作过程:

往余执教章门,尝就文章内容外形,箍索其理致情态,参以近代科学条理,得修辞学讲义稿一卷。立义粗疏,引例复阙。迩于大学讲授兹科,爰略取初定条理,洗伐更张,严明界义,广罗例证;成《修辞学通诠》一书,取法似新,而挟剔深微,引就浅显,实无倍于彦和之旨。、至推本原理,疏陈现象,不杂主观,足令近日言文者偏激之争涣然冰释,或于学者读书立言不无小补欤!

王希杰先生(2009)轻信了这些话,提出了王易著作“继承和发扬《文心雕龙》的研究”的新观点:

王易是章门弟子,国学大家,他高高地举起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大旗。台湾修辞学家沈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是非常成功,可惜的是没有对王易《修辞学通诠》的继承和发扬《文心雕龙》的研究。现在的一些修辞学史家,把中国现代修辞学分为“新派”和“旧派”,往往拔高新派而贬低旧派。那么,自称高举《文心雕龙》大旗,用例全部取自古代的《修辞学通诠》是旧派的著作么?对某些修辞学史家将《修辞学通诠》归为旧派的做法的批评是十分精准的,但将其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联系起来则属无稽之谈。

我们期待着真的能将中国传统修辞思想的精华和西方现代语言理论完美结合起来的著述,但王易的著作显然不能归入此类范畴。王希杰先生为当代中国修辞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也是我们多年来十分敬佩的前辈。近年来他对于修辞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也发表了多篇宏文,如《重读李安宅(意义学)谈学风问题》、《胡怀琛的修辞学研究及其争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修辞学谈学术规范和学术腐败》(和何伟棠合作)等,无不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但王先生在提及学风不正的王易时,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能还掺杂进了一些个人情感(同姓?校友?等等),从而歪曲了事实真相。虽然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形象,但我们相信作为大家的王希杰先生能够实事求是,勇于承认并纠正这些小小的偏误。

王易在战火纷乱中,也曾在西迁的复旦大学任教过。作为一名在复旦执教多年的中年讲师,我虽然十分爱护母校的声誉,但仍觉得自己十分有责任把这位著名校友的越轨行为“再次”公诸于世。这种行为不论是按照今天的还是过去的学术尺度,它都是越轨的,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而我们广大修辞学研究者也应该拿王易做一面镜子,认真思考在汉语修辞研究中如何吸收、引进外来理论的课题。面对西方的种种炫人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能像王易那样迷失自己,丢失传统,生吞活剥甚至全盘抄袭。如果能努力做到洋为中用,哪怕是土洋结合,半土半洋,中国修辞学也“幸甚至哉”!

王希杰先生说,在“民国期见江西的三大文人”中,“王易则是兼而有之,讲课谈笑风生,娓娓动听,著作别具一格,简洁明快,活泼生动。他是修辞学家,也是修辞家。”(王希杰,2009)不知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只知道旧中央大学大概曾流行过这么一首打油诗:

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这是一个叫“游寿”的大学小女生写的一首谐谑诗,类似于今天的“恶搞”。王晓湘就是王易。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王易先生的陈最良的一面。有才情的小女生口无遮拦,洒脱不羁,亦无可怪之处。不过,被她笑话的老先生,其人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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