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评析

梁柱 · 2015-09-21 ·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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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是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要求,国民党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一定的谅解和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而是采取错误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愿望,从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这对国民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次反侵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战争在其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形成各自的指挥系统。但从战争的总体上说,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简单的否定,或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既恰如其分地评价它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这样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有助于正确地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共同维护抗日战争的历史成果。

一、存亡危急之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首先指明了这次事变的严重性质和坚决抗战的必要性。在日本灭亡中国的威胁下,在全国人民强烈义愤的要求下,国民党开始改变过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转而采取比较努力抗战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虽然仍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但同时也对事变采取了强硬的立场。7月9日,蒋介石密令平津前线:“具备必死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滑之惯伎,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察冀行政组织,不容许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察冀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人的约束。他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谈话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时日本已大量增兵关内,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欺骗宣传。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8月13日,又开始进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次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20日蒋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决定将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并将前线省份划为四个战区。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一再呼吁和敦促,国民党对联共抗日也采取了积极态度。9月23日,蒋介石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发表谈话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政治前提。

毛泽东曾热情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1](P941)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发挥了正面战场的作用,是有历史功绩的。

首先,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战场的作用。从一般军事学上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正面战场总是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日军对华作战重点的变化,使正面战场在抗战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应当肯定,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战场确是起了主要战场的作用。

从日军方面看,这时其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在战略上强调“速战速决”,企图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扬言3个月之内就可解决中国,当时日本的杉山陆相甚至叫嚣“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战争开始后,日军不断增派兵力,到1937年9月,其侵华兵力已超过战争初期所预定的11个师团的最高限额,达到了14个师团。它同时在华北和华东展开进攻,然后南下华中,幻想实现其速战速决的企图。到日军占领南京后,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待真正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这些都说明,这个阶段日军作战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主要对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国民党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就国内情况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对团结抗日的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但在战争开始时,在数量上还只有几万人(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共32 000人),武器装备很差,还不能给敌造成足够的威胁。而这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握国家政权,它参加抗战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聚集全国抗战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应邀与会,共商国防问题。此外,广西、四川、云南、山西等地的地方势力首领白崇禧、刘湘、龙云、阎锡山等都参加了。原来由于蒋介石歧视和消灭异己的独裁统治,造成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很深,互相猜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电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计,龙云、刘湘曾电李、白加以劝阻:“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见疑虑之深。但在民族敌人生死威胁面前,他们暂时捐弃前嫌,同意联合抗战。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表示要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因而这次作为抗战决策的南京国防会议,停止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内战迭起,纷争不已的局面。此后,各地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作战。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能够先后调动包括中央嫡系部队和地方实力派军队近200万人,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对日作战。这时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当时《大公报》社评曾称:“中国此一战,征调兵队及于全国,凡奉命赴战的军队没有不勇敢,没有不拼命的。”这种情况说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作为主要战场出现的。

其次,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比较积极认真地进行了正面战场防御作战,并打了一些硬战。抗战开始后,日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南京国防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的国防方针,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持久作战消耗敌人;同时根据日军主要以华北为进攻方向,因此决定在平汉、津浦两路沿线地区设置三道防线,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道。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武汉、广州失守的15个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东南及华中两大战场展开正面防御作战。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这期间同日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70多次,歼灭敌人77万。其间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4次大的会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再次,广大官兵对日作战英勇,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中长期被压制的抗日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了。同样一支部队,由于战争的目的性不同,会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面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除少数畏敌溃逃外,广大爱国官兵积极主动,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像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500官兵,面对2000日军、30余艘敌舰、20多架飞机和近30辆坦克的攻击,奋勇抗击七昼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敌军施放硫磺弹,燃起全城熊熊烈火,并在战车掩护下冲入城内。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当时上海《大美西报》著文赞叹:“此次姚营全部殉城,其伟大壮烈,实令人内心震动而肃然起敬,此非仅为中国人之光荣,亦为全人类之光荣。其伟绩将永垂史迹而不朽。”又如,团长谢晋元奉命率500多人从北站进驻四行仓库,掩护主力从苏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后曾以诗明志,写道:“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他们在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下,坚守阵地,奋战4昼夜,击退敌人6次进攻,歼灭敌人200余人,击毁战车两辆,孤军伤亡37人。后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将武器交给租界当局,人被软禁在胶州公园。在3年多的孤军营生活中,谢晋元仍然励精图治,继续训练部队,准备重上战场杀敌。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惨遭叛徒谋害。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同样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杀敌的爱国精神。像第九军军长郝梦龄,过去曾参加过内战,痛感流血千里,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归田。卢沟桥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北上抗日,并与家人立下遗书,决心拼死在抗日战场。忻口会战时,他任中央兵团指挥。他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士,死可谓得其所矣”。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终于履行了自己为国捐躯的诺言。此外,如佟麟阁、赵登禹、刘家麒、王铭章、李必蕃等将军,都先后以身殉国。毛泽东对他们的为国牺牲精神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赞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

由上可见,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并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说,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失败的,在仅仅15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囊括了华北、华中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历次会战也都以失败或退却告终。当然,对于这种情况,也应该给以全面、客观的分析。

从战争全局上说,这是由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由于日本是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的方针,中国居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勇于实行必要的退却,虽然丧失若干土地,但赢得争取胜利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2](P507)从这一方面看,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一,它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大肆宣传中国不堪一击,幻想3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但是,战端一开,中国不仅没有迅速灭亡或屈服,相反却加强了抗战到底的民族意志,使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产。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不但调集了自己的200万军队参加抗战,成为防御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动法令,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成立了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等等。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的这些抗战的措施,是有利于统一全国抗战力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指出:“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抗战初期比较顺利地出现了全国军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其二,争取了15个月的时间,为实现持久抗战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虽然丧失了大片国土,但也给敌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困难,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战略性的进攻。这就为我赢得了时间,保障了我国政治机构和军队主力逐渐西移,也使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设施能够由沿海迁往内地,从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战略基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实现。同时应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在客观上也掩护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就位,减轻了敌人对我们的压力,为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然,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的挺进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也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为“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3](P138)它阻止敌人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促使了相持阶段的到来。

诚然,在战略防御阶段丧失若干国土虽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面战场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则是国民党主观指导上的失误造成的。敌强我弱是中日战争中的一个特点,但不是唯一的特点。从敌人方面说,它还有许多缺点可资我们利用;从我们方面说,也有许多优点可以发挥。仅就军事力量看,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共有291个师另52个旅,近200万兵力,日本现役兵员仅38万,虽然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劣于日军,但在南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都占有优势;更何况还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资发动和组织。日军在装备上虽占有优势,但其在战略和战役指导上还是有懈可击的。毛泽东在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时曾指出日军在指导上的五大错误: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包围多歼灭少。这些“表现其指挥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的可能性。[2](P505-506)但是,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国民党都没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发挥,以至一退再退,使敌长驱直入。究其原因,是国民党在政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这表现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局限性。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使日本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难的弱点日益显露。中日战争趋向长期化。这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长期陷于战略被动的局面,及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确定以确保占领区为今后主要任务,对国民党采取了以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兼施并用的方针。这样,自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应该指出,日本对华策略上的变化和这时英美策划的“东方慕尼黑”活动,很快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亲日派的汪精卫等人公开投敌叛国,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权。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开始了其政策上的变化,逐渐将其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五中全会上,第一,它虽仍申言抗战到底,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但又把“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第二,它虽仍提出继续联共抗日,但又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的妥协和反共倾向有所增长,这和抗战初期的情况相比较,确是明显后退了。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虽然开始出现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意图,但仍然在支撑着正面战场,维持持久战的局面。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发动了几次规模不等的战役性进攻,这些攻击不是以攻城掠地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力量,掠夺战争资源,控制交通线等为主,企图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屈服。在这期间,日军虽然在南昌、枣宜、豫南等战役中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日军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因而战局没有大的变化,双方基本上保持相对固定的作战线。

这期间国民党军队仍表现了一定的作战能力,并取得诸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战役等胜利。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在华南,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白崇禧的统一指挥下,向被日军攻陷的昆仑关发起反攻,经过激战。毙敌中村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收复了昆仑关。在华中,国民党军队以七八十个师的兵力进行攻势作战,历时40多天,给敌以一定的打击。在华北,傅作义部曾于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头,次年2月收复五原。这次“冬季攻势”是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反攻作战,它对于打击敌人,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实际战果不大。从此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没有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应该指出,这时国民党实行的消极避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也被敌人充分利用。例如,1941年初的豫南战役,日军就是利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机进行的,它准确判断此时汤恩伯部东进目的在于攻打安徽的新四军,乘机大举进攻以消灭汤部主力。这次历时半个多月的战役,敌军占领了确山、南阳、上蔡、项城等10多座县城,汤部损失严重。又如,1941年5月间,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兵力向晋南等地进攻。国民党在这里有20多个师的兵力,虽然守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师长王竣、寸性奇等都壮烈殉国,但由于消极避战方针的影响,全部退出了中条山地区。在20多天作战中,部队损失惨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英美等国在开始时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但总的形势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因为由此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1942年1月由中苏美英等26国联合签署发布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美国为了重新取得太平洋战争的优势,也要仰赖中国战场,因而从这时起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大增加。1942年1月,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含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蒋介石为统帅,史迪威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这一地区联合作战。美国的参战和“美援”的增加,对于一贯依赖美英的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有利于蒋介石继续抗战。

从这时起,中国抗战不仅在战略上配合和协助了太平洋战争,并且也在战役上支持和参加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1942年初,应缅甸英军司令要求,国民政府先派空军志愿军赴仰光协防(未到,仰光已沦陷),后又派三个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援缅。入缅作战的目的是配合英军,保卫滇缅路,维持我国的对外交通线。10万远征军在异国顽强抗击日军,掩护英军撤退。其中历时12天的同古一战,毙敌5000,伤无数。但作战后期,由于盟军指挥协调失当等原因,中国远征军作战遭到失败。5月,远征军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国内。师长戴安澜和数万壮士战死他国战场。1943年4月,退回云南的远征军与增派的部队组编为滇西远征军,撤退到印度的远征军同国内新派的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10月,中国驻印军五个师从印度进入缅甸北部,同日军展开反攻作战。1942年5月,滇西远征军17个师越过怒江,向西进攻,翌年1月在畹町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缅北作战中,中国军队收复大小城镇50多处,歼灭日军31 000多人,为收复缅甸,配合盟军作战作出了贡献。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集团依赖美英保存实力坐等胜利的思想更加严重,抗战后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抗战的力量,而且也使他的大批部队丧失了战斗力。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就是国民党推行对日消极避战、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日军开展的这一次战略性进攻,是为了扭转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战局,打通一条贯通华北、华中、华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孤悬南洋的日军,并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整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兵力达四五十万人。整个作战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这次虽然是日本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但从总的看,日军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局对我有利,在整个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100多万兵力,占有优势,且在战役前后过程中,敌后八路军都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这同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大不相同的。但如前所述,国民党长期执行的避战、反共政策,使它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如担任河南正面防御和黄河防御的汤恩伯(第一战区副总司令)部30余万人,经营河南数年,以反共、扰民为能事,结果在日军10余万人的进攻下,除非嫡系部队(如孙蔚如、马法五、刘茂恩等部)进行一些比较认真的抵抗外,号称精锐的汤恩伯部却一触即溃。河南战役前后38天,丢失城市38座,折兵过半。在湘桂战役中,主要进行了衡阳保卫战,坚守危城47天,连续打破日军两次总攻击,打得比较顽强、出色,但最后却以守城指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告终。在豫湘桂战役的短短8个月中,日军长驱直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并继续沿黔桂线推进到贵州独山一带,直逼重庆。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丢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万平方公里土地、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应该指出,日军虽然打通了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但因运输材料缺乏,大陆交通线始终未能全线通车,它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未能实现。相反,由于战线的延长,分散和牵制了大量日军,使这次战役不但没能挽救其日趋恶化的总态势,却给中国抗日军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时机。

总之,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国民党抗战的消极方面开始突出,特别是抗战后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这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企图妥协,既抗战又消极避战,既联共又反共这样两面性的。在相持阶段,艰难地维持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战、持久抗战的局面。

三、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阶级局限性

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捐弃前嫌、团结抗战的主张,这是国民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进步,是合乎民族大义和人民意愿的行动。“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1](P1037)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方针,希望国民党彻底改变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政策,以实现共同抗日与民主建国的目的。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8年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没有如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彻底弃旧图新,相反却重蹈过去的一套错误做法,这不仅限制了它在民族战争中应有作用的发挥,削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力量,并且成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使它自己丧失人心的深刻原因。这恰恰表现了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阶级局限性。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它执行一条不依靠不发动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当时“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2](P375)因而,关于如何抗战问题,即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成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关系到抗战前途的根本问题。应该看到,国民党中的多数人是具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是有抗战的热情和决心的,但它的统治集团则主要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被迫参加和坚持抗战的,因而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在抗战初期有条件地承认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但由于它畏惧人民力量的壮大,基本上是把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英等国身上,因而不愿利用和发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有利条件,拒绝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关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这是造成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深刻政治原因。

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在华北和华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由于日本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更多地采用政治诱降的策略;由于国民党已将其主力转移到西南后方,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畏惧和仇视人民革命力量的情绪迅速增长,逐渐把注意力从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移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来。这时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将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而且还不断制造反共的军事摩擦。据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3月6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使用约190万军队,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约2500多次,其中有3次反共高潮。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曾决定抽调三分之一兵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进入敌后的部队却主要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特别是1941年以后,蒋介石采取罪恶的“曲线救国”政策,指使敌后部队投降敌方,以伪军旗号进攻解放区。据统计,进入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不下100万(1941年在华北约有80万,华中约有20万),除被敌人消灭或撤回以外,投敌的竟达50万人(占伪军总数62%),到1944年留在华北敌后的不过二三万人。这样,不仅严重削弱了抗日力量,而且正是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及其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严重困难,日渐失去了人心。

其次,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并沿袭腐败的军事制度。在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下,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应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运动战为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防御,始终把阵地防御放在主要地位,企图以单纯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即不积极寻找和利用有利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调动和分散敌人,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而是在预定的阵地上摆出决战架势,等待敌人进攻,在固定的地域与敌人拼消耗。这就是置自己于被动地位,既不能为进攻战役和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又使敌人的长处得到发挥。8年抗战中正面战场22次大的会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阵地防御战。“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3](P138)

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的错误,还和它腐败的军事制度紧密相关。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上下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倾轧,在战场上往往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其军事系统实际上是军事寡头制度,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蒋介石独揽军权,一切由他个人说了算,使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甚至进行越级指挥,各级指挥官形同虚设。一些高级指挥官患有严重的恐日病,腐朽无能,敌未至而自溃和临阵逃脱的丑行并不鲜见。这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他曾说:“无论在上海或其他战场,每次后退,都是我们高级将领,判断敌情不明,至贪生怕死,不敢指挥部队,先自逃脱所以不能掌握部队,如此,你当主官的先违犯军纪,犯了临阵逃脱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溃散,不犯罪呢?”这是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战场一个重要方面的情况。所以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2](P370)

再者,在对日态度上表现为既抗日又妥协动摇。8年抗战,国民党始终不敢依靠和发动人民抗战,开始时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苏各国的干涉上,随后又间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谈判,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它是一面抗战,一面又随时准备妥协。1937年12月,国民党就响应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调停;1938年国民政府外交部主管对日事务官员董道宁、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沟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蒋日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秘密会谈,并曾达成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长沙会谈的协议;1944年,日本释放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再次向重庆试探;直到1945年7月,当日本败局已定时,仍然有日军代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谈。

总的说,国民党在8年抗战中,虽有过对日妥协动摇,但坚持了抗战;做了许多错事和坏事,在抗战中后期也进行过反共活动,但终未酿成全面内战。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动和它对国民党的苛刻的和平条件,既损害英美的在华利益,也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这就不能不对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活动起着制约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妥善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限制了国民党的反共和妥协的企图,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

8年抗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是争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要求,国民党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一定的谅解和拥护。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而是采取错误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愿望,从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这对国民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毛泽东曾多次热情地评介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4](P140)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和随后发生的历史曲折,证明了“联共则荣,反共则衰”的真理,这对今天仍然是有益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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